法國30年來最大的抗爭活動！
由法國延退法案，反思臺灣工會如何因應延退政策

弘思工人

　　2023年，法國街頭再次響起嘶吼與口號聲，煙霧瀰漫的鏡頭彷彿喚起人們對1968學運或1995年大罷工的集體記憶；馬克宏政府繞過國會，強行通過將退休年齡從62歲延後至64歲的延退法案，成為引爆了數百萬人走上街頭的憤怒導火線，這場社會運動被稱為法國30年來最大的抗爭，不僅撼動了政府的合法性，也再次將「延退制度」推上社會政策辯論的風口浪尖。延遲退休，已成為所有高齡化國家無可避免的政策選項之一，然而，它真的是唯一出路嗎？它帶來的財政穩定是否值得付出社會穩定的代價？工會與勞工的反對立場是否僅是守舊反變革，還是對制度不公的深層反擊？筆者試著以法國為例，從延退制度的優缺點出發，探討其背後的結構性矛盾，並思考工會在這樣的社會轉型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及未來將可能面臨什麼問題，以供各位參考。

　　在法國，退休制度不僅是經濟議題，更深深嵌入國家社會契約之中，二戰後建立的福利國家理念，把退休保障視為對人民貢獻的承諾與回饋，當這種承諾被打破，反彈的力道也就格外強烈，引起反彈的，不只是法案本身，而是那份人民對國家福利承諾的信任感，一旦破裂，所引爆的，不只是憤怒，更是一種被出賣的羞辱。而法國現有超過40種退休制度，制度相當複雜，涵蓋公務員、鐵路員工、電力公司、農民、自營業者等，各有不同的計算標準與優惠條件，延退改革強調「統一制度」，但實際上仍保留了許多例外，導致民眾感受到「改革只針對我們，而不是全部人」；再者，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對退休的理解不同，對於高收入、文職工作者而言，延退或許只是生活步調的調整；但對於依賴勞力的階層來說，那將是一段不可承受的工作之苦，他們的職業壽命本就短暫，早年體力耗損嚴重，再延長兩年，意味著晚年幾近無尊嚴地在病痛與勞動中掙扎。所以法國強勢的工會再次成為這波抗爭的核心，CGT、CFDT等八大主要工會大串聯，號召數百萬人上街，不僅組織罷工、堵路、甚至號召學生參與，可謂社會運動的典範，然而，這樣的動員能量背後，也展現了工會角色的定位及應有的態度。

　　工會的憤怒，不僅來自內容，更源自程序的不義，馬克宏政府繞過國會、援引憲法第49.3條強行通過法案，如此不透明的決策程序，無疑削弱了民主程序正當性，工會有理由主張「程序正義優先於內容正義」，然而，工會若僅停留在全面否決延退的姿態，也難以贏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持，真正能重建勞動者信任的，是提出更具建設性的替代方案——推動「差異化延退」、「彈性退休」以及為高強度勞工設計早退機制，主張分層設計的延退制度，讓體力勞工、長期工時者能提早退休，而非機械性地延至64歲，倡議「彈性延退」而非「一體適用」，最重要的是，工會應該成為世代對話的橋樑，面對青年與中高齡勞工的矛盾，工會應不只是守舊勢力，更應是世代間的調解者，既保護中高齡勞工權益，也不忽視青年世代的發展機會，提出兼顧永續與公平的改革藍圖。

　　延遲退休之所以成為全球高齡化國家的趨勢，是出於一組簡單卻殘酷的數字邏輯，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INSEE）統計，法國平均壽命達到82歲，僅比臺灣多1歲，而法國的退休制度與臺灣相同，是採取「現收現付制」，意即現役勞工繳納的社會保險金即時支付給當前的退休人口，顯而易見，該制度的收入替代具有很強的剛性，加上出生率持續下滑，人們的壽命持續延長，這使得所有高齡化國家，包含但不限於法國，都紛紛著手修訂退休年齡的上限，加上臺灣在2025年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20%，更使得這個制度承受空前壓力；而延遲退休意味著人們將在職場上多待幾年，繼續繳納社會保險、減少領取年金的年數，此舉有助於降低退休金缺口，穩定國家財政，也可讓制度更貼近現實人口結構，增加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特別是在技術或專業領域上，能延續人才的貢獻；但是延後退休對於從事高強度勞力工作者極為不利，他們無法在年老體衰時繼續負荷工作強度，而且也將導致現有能開放的職缺減少，青年進入職場的空間受壓縮，也將擠壓到青年晉升的管道…等等的就業困境。

　　法國延退法案引發的激烈抗爭，不僅是對單一政策的反應，更是對國家長期以來未能有效處理的結構性問題的回應。許多人對改革的強硬態度感到反感，因為他們感受到的不僅是經濟負擔的加重，更是政府對自身權益的漠視，我們從這一過程中學習到的，不僅是如何設計一個具有財政可持續性的制度，更是如何在改革中顧及每一個群體的聲音，讓所有人都能在變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延遲退休的提案，必須根據不同職業群體的需求做出差異化處理，比如，對於高危險行業的勞工，應該設有特殊的退休條件；對於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應該考慮到其職業壽命的限制..等等。因此，簡單地延後退休年齡，忽略了不同群體的需求，往往容易引發更大的社會對立，若未充分聽取各方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工會和其他社會團體的聲音，這樣的高壓政策手段只會加劇群體間的不信任，也使得改革缺乏必要的社會支持。社會對話應該成為改革的基礎，讓改革過程中的各方利益能夠在充分討論後達成共識，只有這樣，改革才能夠有效地落實，不至於引發激烈的反彈。而制度改革應該從根本上解決各階層勞工面臨的問題，而不是僅僅關注某個特定群體的利益，延退政策若僅僅將延後退休年齡作為改革的核心，那麼即便這一政策能夠在財政上帶來短期的收益，也無法消除其背後存在的社會不公平，改革應該更具包容性，考慮到低收入群體、長期勞動者、弱勢群體等多方面的需求，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的社會正義。而工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應只是擋下法案，而是提出建設性方案，帶動全社會思考「老年」應該是怎樣的一種生活，而政府的責任，也不是將延退作為唯一方案，而是重新審視福利國家的核心價值：平等、公正與尊嚴，在延退的爭論中，我們討論的不只是年齡，更是何謂「有尊嚴的老去」與「可持續的未來」，這不僅僅是關於退休年齡的辯論，而是關於社會如何安排每一代人的未來，如何平衡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需求與權益，在這個過程中，工會、政府與公民社會需要相互協作，攜手創造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退休體系，因此，退休制度的改革不應僅僅是延長工作年限，更應該是一場關於社會公正、代際公平、勞動尊嚴的全方位改革，每一位勞動者的權益，都應當在這場改革中得到充分的考量與保護，而非成為改革過程中的犧牲品，這是每一個高齡化國家都應該進行深思熟慮的問題，也是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全人類應該共同面對的挑戰。

　　在臺灣，儘管退休年齡的問題尚未像法國那樣成為社會運動的焦點，但隨著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峻，退休制度、勞動法規的調整勢在必行，臺灣的工會，也應該從法國的經驗中汲取教訓，積極思考如何在退休改革等議題上發揮應有的作用。臺灣的工會運動歷史相對較短，且在許多行業中仍處於弱勢地位。過去，工會的主要功能往往集中在勞資爭議的處理與勞動條件的維護上，但隨著社會的進步與勞動市場結構的變化，工會的角色應該進一步拓展，特別是在政策制定層面上，工會需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勞動法規、退休制度、社會保障等重大改革議題中，例如，在面對即將來臨的勞動市場轉型或退休年齡調整時，臺灣工會應主動要求政府進行更為透明的討論，並提出反映勞工需求的建議。與其等待政策決定後再進行抗爭，不如在政策形成初期便參與其中，積極發揮社會對話的角色，推動改革過程中的公正與合理性，從法國的經驗中，我們看到了彈性退休與差異化改革的重要性，臺灣的退休年齡目前定在65歲，但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政府已經開始討論延後退休的可能性，勞基法修法為勞雇協商後得延後退休，然而，臺灣勞工群體的結構多樣，體力勞工、服務業從業人員、高科技業工作者等的勞動條件差異極大，這些差異應該在延退改革中得到充分考量，工會可以提出更多具有差異化的退休方案。例如，針對體力要求較高的行業（如建築、製造業等），可考慮設立特殊的早期退休條件；而對於高科技領域的知識型工作者，則可推動「彈性退休」方案，允許有意願的高年齡工作者繼續工作，但同時提供合適的勞動條件和社會保障；此外，臺灣工會應積極推動「代際公平」的概念，將改革焦點放在如何保證不同世代間的退休公平，年輕勞工的未來退休金如何保障、勞動市場的流動性如何提高等問題，應該成為工會的長期關注議題；臺灣工會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推動企業在退休制度改革中的責任，臺灣的企業文化仍然存在對年長勞工的排擠現象，這會使得延後退休年齡成為企業的額外負擔，而非一個可行的選擇，工會應該在這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呼籲企業為年齡較大的勞工創造更多合適的工作環境，我們可以倡議政府提出「高齡勞工就業保障計畫」，鼓勵企業設置專為高齡勞工量身定制的工作崗位，並為其提供必要的培訓與健康保障；此外，工會也應該爭取更多的法定福利政策，例如勞動者的長期照護、失能保障等，這些措施能夠幫助高齡勞工更有尊嚴地度過退休後的生活。

　　臺灣的勞動市場正在進行結構性調整，尤其是在數位化轉型、AI與自動化技術的應用，這些變化將直接影響到勞動者的就業環境和退休計劃，「延退」是現有制度的調整方式之一，但並非唯一選項，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是整體社會保障制度的再設計，此設計首要推動全民退休金基礎保障制度，保障最低生活後，再視所得條件設計階梯式年金，然後增加年輕人就業參與率與生產力：透過數位轉型、綠能產業等方式吸納青年勞動力，減少對延退的依賴，最重要的是強化企業對高齡員工的雇用義務：如設立「高齡就業基金」、提供稅收減免，鼓勵企業不裁員、不歧視年長勞工。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不僅是一場勞動市場的改革，更是一場關於社會公正、勞動權益和代際公平的深刻剖析，對於臺灣來說，面對勞動市場的變革、人口結構的改變，工會的角色不應僅是勞動者的防衛者，更是改革的引領者和參與者，臺灣的工會應該站在更廣闊的視野，積極推動差異化的退休政策，爭取高齡勞工的就業權益，並以勞工的福祉為出發點，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唯有如此，臺灣才能在日益老化的社會中，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與勞動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