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工運活動，雖然手段都大同小異，但是深究之後，因受該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所不同，都有其獨特的特徵，像是美國的工運活動是以工會為主要組織形式，尤其是全國工會聯合會（AFL-CIO）和服務業工會（SEIU）等，工運重點集中在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和勞工權益保護上；歐洲國家的工運活動受到強大工會組織的支持，例如德國的工會聯盟（DGB）和法國的工會（CGT），這些工會在工資談判、勞動法改革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拉丁美洲國家的工運活動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社會運動性，如阿根廷的工會中央（CTA）和巴西的工會聯合（CUT）皆在勞工權益和社會正義方面積極發聲；日本的工運活動以企業內部的工會為主，通常與企業管理層保持較好關係，重點在於改善工作條件和提高工資；韓國工運活動亦有其鮮明的特色，經常涉及反對政府政策和爭取工人權益，以下就針對韓國工運為大家做簡單的介紹。

　　韓國勞工因為經歷了從殖民統治、戰爭創傷、工業化剝削到現代經濟挑戰的各種壓迫和剝削，這些歷史經歷不僅深刻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也塑造了韓國工會運動的特色和鬥爭精神。

　　日治時期的剝削：在1910年至1945年，韓國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日本政府和企業對韓國勞工進行了嚴重的剝削，勞工工作條件極為惡劣，工時長、工資低，且缺乏基本的安全和健康保障，大量韓國人被強制徵用為“慰安婦”和”工廠工人”，這些人往往在非人道的條件下工作且常常面臨種族歧視和社會排斥。

　　韓戰及戰後經濟困境：在1950年至1953年，韓國在韓戰中受到重創，在戰後的重建過程中，勞工也處於極其艱難的境地，勞工的基本權益和福利經常被忽視，且在那時的軍事獨裁時期，政府對勞工運動採取了壓制手段，工會組織和勞工活動受到嚴重打壓，工人的集會和罷工權利受到限制。

　　工業化時期：在1960年至1980年，韓國經歷了快速工業化的演進，此過程中，工人們須忍受長時間的工作和低廉的工資，尤其是在製造業和建築業，工人工作條件十分艱苦，許多工廠缺乏基本的安全措施，工人經常面臨工作場所的危險和健康風險，加上韓國政府進行了多次鎮壓工會活動的行動，例如，1970年代的“釜山事件”和1979年的“光州事件”，都是政府鎮壓勞工抗議活動的事件，也是在這時期，影響韓國工運最深的社會運動家--全泰壹，手持勞基法，在和平市場自焚身亡，他在死前高喊：「要遵守勞基法、勞工是人不是機器」，呼籲世人重視勞權。他的死，震驚各界，上千名大學生挺身而出，為他舉行追悼會，還發表「國民權利宣言」，給了南韓社會當頭棒喝，此後十年間，南韓出現2500多個工會，社會運動也遍地開花。

　　1997亞洲金融危機：韓國勞工在這一危機中遭受了重大損失，金融危機導致大量企業破產，勞工面臨裁員和薪資削減，企業和政府往往忽視勞工的基本權益，勞工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和困難。

　　現代挑戰：南韓非正式勞工佔全體勞工的比率，已高達44.5%、將近半數的程度（非正式勞工的平均薪資，僅為正式勞工的49.2%），新聞常出現的工人死亡事故中，大多數是這種非正式人員，雖然工作非常辛苦、骯髒又疲憊，但由於是非正式員工，因此薪資很低，又缺乏長期的保障，再加上工資差距及職場歧視，女性勞工和低層工人常常面臨不公平對待，這足見韓國勞工目前仍處於困境。

　　因為韓國勞工在歷史上經歷了多種形式的壓迫與剝削，這些經歷塑造了韓國的工會運動和勞工權益意識，所以韓國工會以其強烈的鬥爭精神和積極的抗議方式而著稱，他們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非常重視，並經常以罷工、示威等形式表達訴求，而且抗議活動通常比較激進，經常組織大規模的示威和罷工，以迫使政府和企業妥協。這些活動不僅僅是在工廠或工作場所內進行，還會擴展到公共領域，形成全國範圍的影響力，這樣的力量源自韓國工會組織內部具有很強的團結性，工會成員之間的緊密合作和相互支持是工會運動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種團結性幫助工會在面對外部壓力時保持一致，並有效地推動其目標；當然無論要推動什麼議題，最終仍要面對政治，因此韓國工會歷來具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在韓國，工會不僅僅關注勞工的薪酬和福利問題，還積極參與國內政治，支持社會正義和民主改革，並且在選舉和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就像是在1990年代，韓國工會在推動民主化和改善勞工條件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集體談判也是韓國工會運動的一個核心特徵。工會通過集體談判與企業管理層協商，爭取工人的權益，這一過程通常涉及到薪酬調整、工作時間安排以及其他勞工權益問題，集體談判不僅有助於提升工人的經濟待遇，還能促進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和諧關係。

　　韓國工會的組織結構多樣，包括行業工會、地區工會以及特定職業工會等，這種多樣性使得工會能夠針對不同領域的工人需求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服務。例如韓國的製造業工會和服務業工會有不同的需求和挑戰，因此它們的運作模式和策略也有所不同，但正所謂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騰，大部分的工會仍會加入上游工會，如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相當於我國全國產業總工會)，除了集眾人之力一起向政府或雇主爭取勞工權益，更積極參與社會責任活動，他們經常發起或參與公益運動，如貧困救助、環境保護和社會公正等。這種做法不僅提升了工會的社會形象，也加強了工會與社會其他力量的聯繫。

　　近幾年，韓國的幾次罷工事件，從2020年的韓國公共交通工會罷工，主要訴求包括提高工人的工資和改善公共交通的安全措施。公共交通工會批評政府在疫情期間未能提供足夠的防疫措施，並要求增加對公共交通系統的投入，最後在罷工的壓力下，政府同意增加對公共交通系統的預算，提高工人的薪資，並改善疫情防控措施。這次罷工突顯了公共服務工會在應對危機時的影響力；2021年的韓國教師工會罷工，工會要求提高教師工資和改善教育環境。教師工會指責政府對教育經費的削減，以及未能有效解決教育體系中的問題，例如班級擁擠和資源不足，數以萬計的教師組織了多次的示威和集會，最終，政府和地方教育部門同意增加教育預算，提高教師薪資，並採取措施改善教育環境。這次罷工強調了工會在推動教育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2023年的韓國醫療工會罷工，主要訴求包括增加醫療預算和提高醫療工作者的薪資。醫療工會指責政府在疫情期間未能提供足夠的支持，並要求改善醫療工作者的工作條件和薪資待遇，政府最終同意增加醫療預算，提高醫療工作者的薪資，並改善醫療工作條件。這次罷工突顯了醫療工會在疫情期間的關鍵角色；2023年，韓國女性勞工工會罷工，主要訴求包括提高女性工人的薪資，改善工作條件，並解決性別歧視問題，工會批評企業和政府未能有效處理性別不平等問題，要求改革相關政策，最後政府和企業在壓力下同意提高女性工人的薪資，並承諾改善工作條件和處理性別歧視問題，這次罷工強調了工會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的作用；2024年2月至今的醫生罷工，主要訴求為改善收入保障、控制醫學院招生名額、提升工作條件、改善工作環境，包括增加人手、減少工時、參與醫療政策決策、以及專業尊重，醫生們認為，政府增加醫學院的招生名額和減少專科醫生的收入保障，會導致醫療市場過於飽和，進一步壓低收入，而減少收入保障則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品質和專業發展，面對持續的罷工，韓國政府最終決定讓步，重新啟動與醫生協會的對話，政府承諾將會重新評估擴招計劃，並考慮提高醫生的薪酬，此外，還提議成立專門的醫療改革委員會，以便更好地平衡醫生的利益與民眾的醫療需求。韓國醫生罷工是一場集結了醫療工作者、患者和政府三方利益的複雜事件。它不僅揭示了韓國醫療體系的深層問題，也強調了在進行醫療改革時，必須充分考慮醫生的專業需求和患者的就醫權益，如何在提升醫療服務質量與保障醫生權益之間找到平衡，將是韓國政府和醫療界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這場罷工所引發的討論和變革，勢必對韓國醫療體系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工會作為勞工權益的捍衛者，面臨著諸多挑戰，臺灣的工會在推動勞工權益方面雖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與其他國家的工會相比，仍有提升空間，韓國工會因其強大的組織能力和成功的抗爭經驗，為台灣工會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機會，透過建立清晰的組織結構、增強會員參與、加強社會運動連結以及提升談判能力等方式，臺灣工會可以在激烈的勞動市場環境中更好地捍衛勞工權益，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在不斷學習與進步中，臺灣工會才能成就更強大的力量，為廣大勞工爭取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