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的歐盟會員國其最低工資率於2019年1月呈現增加的趨勢，由2018年最低工資制定程序的調查結果顯示，於2019年在某些國家中政治因素對其最低工資率的影響力增加，而設定最低工資率過程中之透明度及可預測性因素亦扮演重要作用及影響。由於大多數歐盟會員國家正積極發展經濟政策，連帶地提升了對最低工資大幅度增加的需求。2019年受到法定最低工資約束的國家，在整體28個歐盟會員國中就佔了22國。

2019年新工資率

　　於2019年1月，大多數歐盟國家的法定最低工資率與2018年同一參考月份相比均呈現增加的趨勢，一位全職員工的月薪資由在保加利亞的286歐元提高到在盧森堡的2,071歐元。增幅最大的是西班牙（+ 22％ 1,050歐元），希臘（+ 11％ 758歐元）和保加利亞（+ 10％ 261歐元）。在希臘，這是自2012年以來的首次增長；於立陶宛，另由於稅收變化因素故其月薪資大幅增加39％至555歐元。

　　基於2017年簽訂的三年協議，拉脫維亞是唯一一個沒有任何改變其名義月工資430歐元的會員國。大多數的其他國家其最低月工資率均大幅增長達8-9％（2018年大約或低於500歐元），例如: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其他因具貨幣貶值的緣故，在匈牙利和波蘭大約為4％。中等工資水平的國家: 如葡萄牙、馬耳他、西班牙、希臘、斯洛文尼亞，都至少增加700歐元，最高達1,050歐元。馬耳他（+ 1.9％）的增幅最低，其次是葡萄牙（+3.5％）和斯洛文尼亞（+ 5.2％）；僅次於異常高成長的西班牙和希臘。

　　最高層級之工資水平國家其最低工資增長百分比幅度相對較小。例如:法國、比利時、荷蘭和愛爾蘭的增長幅度約為2％左右（+ 1.5-2.6％）；德國的幅度相近（過去兩年+ 4％），而盧森堡則高達+ 3.6％。

　　大多數國家按月計算全職工人的最低工資之方法，係根據其週間工作時間的平均數量。若將其單位轉換為每小時費率，將顯示最低工資如何影響員工按小時或兼職工作的狀況。於盧森堡、愛爾蘭、荷蘭、比利時和德國，截至2019年1月，最低工資的工人每小時收入超過9歐元；而在許多最近新加入歐盟的會員國，其每小時最低工資低於3歐元。在保加利亞，儘管增長率已增加許多，但每小時的費用卻僅為1.62歐元。

2019年法定最低工資制定程序

　　2019年的制定最低工資作業程序的特點，為增加的政治影響力以及關於最低工資透明度和可預測性因素之影響。某些成員國積極發展經濟，推動了高於一般成長水平的需求。

政治影響力增加:
　　包括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亞在內的一些會員國，由於選前承諾和民眾的支持，導致其政治影響力因素明顯大幅增強。自2010年以來，西班牙的政治影響力增幅介於1％至8％，新社會主義政府最近實施了新的最低工資1050歐元；其增幅達22％，但由於缺少與雇主資方組織團體的溝通，此新工資之制定卻引發批評聲浪。在法國，政府宣布增加最低工資和就業獎金，以回應那些要求經濟正義的基層政治運動。法國的最低工資通常由公式的指數化基準機制來制定，包括與第三方委員會和獨立專家委員會進行磋商。今年，政府根據法定公式提高了最低工資給付標準，同時也提高了就業獎金。這是由國家預算來資助低收入勞工的額外支付，從而避免產生對勞動力成本的負面影響。
　　於工資制定過程中，政治力因素的影響也並非絕對導致最低工資產生更高的增長。例如在葡萄牙，政府提議將最低工資（每年14個月）增加到600歐元以上，並將最低工資設定於更高的層級;但由於社會各界人士無法達成一致共識，最終歐盟部長理事會只好以原始最初的提案版本通過決議。

透明度和可預測性:
　　根據歐洲社會權利支柱第6條，“一切的工資都應根據國家慣例以透明和可預測的方式來制定，並尊重社會人民的自主權”。本條文的目的旨在提供一公平的工作條件，以確保所有歐盟成員國的勞工都能享有足夠最低工資保障以避免貧困。最低工資的公式計算方法通常有助於使最低工資的發展更具可預測性，但主管機關卻常不認同過於特定的計算公式。此局限了以公式計算最低工資方法的建構與施行狀況，在經濟或政治背景迅速變化的情況下，現存計算方法亦經常遭到質疑。

　　於此背景下，某些國家發現到以公式為基礎來計算最低工資之方法有所改變，關於最低工資計算公式中應包括哪些因素，亦一直存在爭論。在立陶宛採用一種新方法，巧妙結合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二者之間的增長，此卻也導致社會大眾就計算平均工資的方法和獎金是否達成一致產生爭議。斯洛文尼亞也在類似的討論中討論是否應在最低工資的定義中列入資歷獎金和績效津貼兩項。目前，這兩項津貼都包含在斯洛文尼亞的最低工資中，並非額外支付給員工。但在2020年1月之後，績效津貼將被排除在最低工資的定義外並單獨給付。

　　希臘一直致力於實施新的最低工資制定協商方法。自2012年始，最低工資在自由集體談判制度中被決定之後，一直到2018年，最低工資在與貸方的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中都未變更。不同於最終工資水平與勞工和財政部長的最終決定，目前的方法對希臘政府起了更大的作用。這種新方法的首要結果導致最低工資遠高於預期地增加了11％，且顯著超過了貸方增加5％的建議。同時，為因應危機期間高青年失業率而實施的青年最低工資率政策也可以被取代廢除了。

　　羅馬尼亞首次根據資歷和教育水平推出差異化工資率政策，自2019年1月起生效。擁有大學學位且至少有一年服務年資的員工與其學位相關的職位將有權獲得504歐元的最低工資，比普遍適用的最低工資446歐元高出13％。

專家主導或技術專家政治決策

　　許多國家選擇根據預定的公式，技術性地制定法定最低工資，並將其與其他經濟指標的成長相結合。在馬耳他，由第三方委員會負責監督零售價格指數的計算，該指數有助於政府計算應增加至最低工資的生活成本。同樣，荷蘭和盧森堡制定了將最低工資成長與其他經濟指數增減變化相結合變動的規定。依據集體工資水準，以固定公式即可求出最低工資變化，無需進一步的談判磋商機制。其他國家所採的方法涉及專家委員會，例如德國，其最低工資委員會（由雇主代表、工人代表和經濟專家組成）提議在未來兩年內分兩個階段調整，在此之前僅假設每兩年調升一次，此為兩階段協商過程。鑑於德國經濟的積極發展，工會呼籲應大幅加薪，德國聯邦勞工和社會事務部亦同意此一調升。同樣在愛爾蘭，低薪委員會首次一致發布了建議，在英國，低薪委員會（LPC）根據對社會大眾的廣泛咨詢提出了工資率調升計畫，預計於2020年前達成對中薪階層調升60％的工資，英國政府亦決定採取LPC的建議。

結論
   根據初步研究結果顯示，2018-2019可以被視為追求最低工資研究發展最有趣的一年。更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包括公民運動，在良好的經濟環境和勞動力短缺的推動下增長許多。在歐洲關於如何設定最低工資的許多討論，以及希臘如何依據新的國家法令來設定工資率等等，都將會以更加可預測和透明的方式結果呈現。 

(本文翻譯自網路文章Minimum wages in 2019 – First findings，原作者為Aumayr-Pintar, Christine ; Rasche, Matthias；圖片取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