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大學內兼任助理的爭議不斷，兼任助理在爭取些甚麼？為什麼又會發生這樣的狀況？甚而，有批評者認為，兼任助理只是少數「特權」大學的優勢學生的問題。實情是如何，而我們又能從兼任助理議題獲得甚麼啟發？
兼任助理議題之起始：助學金
「助學金」一詞由來已久，早期是企業或是不同的單位團體自行開辦，幫助有特殊背景領域或優秀學生就學的方式。但過去教育部向來沒有統籌規劃統一性的獎助學金的撥放，頂多只有清寒獎助學金的名額，其他則多是輔助其他單位的助學金或將其併入教育系統。一直到1972年頒布「大學暨獨立學院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之後，才正式將博碩士助學金納入正規體制內發放。
而助學金自立法之後，長期以來都是本國碩博士生的重要經濟支持。雖然中間經過幾次修法，讓助學金的性質有些許的改變，也讓助學金的實作可以更趨近於薪資。助學金一開始發放時，法規限制領取助學金之研究生不得在外工作，即助學金的用意是要幫助研究生學習，因此在條文上嚴格限制不得兼做其他工作，但這前提必須建立在：「助學金本身的金額對研究生來說是可以生活無虞」之上。這在當時發給的助學金金額上來看，確實可以這麼說。1980年碩士班的助學金是3000元，而當年的平均薪資是8843元，助學金的金額達到當時平均薪資的三分之一。就應付生活上來說，是還足夠的。
但實際上，助學金能夠這樣發放的主要的原因，在於當時的研究生數量極少，在1973年的時候博士班領取助學金的同學共有123名，碩士班共有358名，其總金額也不過31萬9千600元[註1]。這狀況到了1980年代末期逐漸有了改變。從1988年的修法就可清楚看出，當時的修法，不僅維持不得校內外兼職的條件之外，還另外加上了領取助學金的研究生「均須義務協助校內有關研究或教學工作」的規範。從這時候開始，助學金的請領，就其本質上已經開始趨近薪資了。雖然在實作上大多數的學校應該不至於這樣處理，但最少法規已賦予校方有要求的權力[註2]。
但這情況在大學擴編，研究生數量快速增加之後有了非常大的改變。自1994年修法後，教育部已經不以人數的方式提供助學金補助，校方及明確朝向薪資來執行助學金，且1997年教育部廢止「大學暨獨立學院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之後，即使是國立大學，助學金的經費來源已不再是教育部保障而得由學校自行籌措，這樣的大環境下，整體教育經費逐年減少，平均每生經費縮減，經費壓力之下，各校開始刪減既有的助學金制度，也導致研究生的經濟壓力逐漸變大，當助學金已經無法負擔生活，卻又不被承認其本質為薪資的性質，才導致研究生開始針對助學金發起運動。
近年助學金／兼任助理運動的發展
自2010年台大研協關注教學助教遭砍薪事件[註3]之後，以台大研究生協會為基底的一群研究生就醞釀成立台大工會，且在2012年時成立了台大工會。而後除了高教工會的成立外，政大勞促會以及各校紛紛成立相關的社團，進行法律及實質上的權益爭取。
在與部會的鬥爭過程中，教育部與各大學校方不僅極度缺乏勞動常識，且長期習慣性的忽視學生團體的意見，導致教育部與各大專院校處心積慮地想辦法規避或對勞動法令視而不見。雖然從2013年起，高教工會就偕同各大專院校兼任助理對校方進行集體勞動檢舉[註4]，政大勞促會也單獨在校內進行數次集體勞檢[註5]，雖有零星成果[註6]，但勞動部在行政院的壓力之下，不願也不敢將兼任助理全面認定為勞工，只願用「個案認定」的方式進行處理。這使得兼任助理的議題雖然持續延燒了三年甚至五年以上，卻還是進展有限。
高教工會、台大工會、政大勞促會以及各校學生自治團體多次進入教育部、勞動部參與了許多會議，但在數十次陳情與抗議之後，2015年6月17號勞動部與教育部還是公布了「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與「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兩原則」)，此後兼任助理議題進入另一波白熱化的對抗。各校開始大砍兼任助理、工讀生，造成了行政上、財務上的適應不易，甚至造成政大爭議性的圖書館休館、師大的全面「師徒制」等荒謬狀況，其相關的爭議延燒至今。
兼任助理運動的侷限與反思
筆者自2012年與當時政大勞工所、社會所的同學一同創立政大勞促會以來，在這議題上耕耘已超過三年，這三年來雖然致力於兼任助理運動，以各式制度內與制度外的方式推展，成果不能說是闕如，但也必須承認確實有限。兼任助理議題當然包含在筆者最為關注的勞動議題內，相信兼任助理議題的運動者也都會自我定位為勞工運動者。但作為一個投注極大心力的戰場來說，也確實存在著侷限，這侷限最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以運動策略上的角度理解兼任助理運動作為戰場的侷限，二是從兼任助理議題的物質基礎來檢討這場鬥爭的遠景。以下筆者嘗試以這三年的經驗進行反省。
一、兼任助理議題的戰術侷限
今年(2016)三月，東華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公布了他們進行一段時間的打工地圖調查，將東華附近的商家薪資，以地圖的方式進行呈現，引起了不少媒體的關注。政大勞促會於四月份邀請東華學勞到政大進行講座分享[註7]。東華學勞的成員對於兼任助理的議題雖然有所聽聞，但他們認為「能夠在校內打工的多是(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同學了，我們想為其他狀況較不好的同學爭取權益」。這樣的判斷或許是東華同學較為個人的經驗判斷，且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資訊，我們可能沒辦法簡單確認「擔任兼任助理的同學是學校內經濟狀況相對好的同學」是否是事實，但從數據上可以清楚確認的是，兼任助理議題經常只是「國立大學」的議題。
台灣現有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學生數大約是1:2，而領取助學金的兼任助理數約略卻大約是2:1[註8]或1.5:1[註9]，也就是說，能在校擔任兼任助理的機率，國立大學大約是私立大學的3~4倍。而這還不算國立大學是否在兼任助理平均的薪資上是否超過私立大學。
雖然兼任助理工作內容與狀況，不同老師與科系之間差異很大，但持平來說，同學能在學校內部熟悉的環境中找到工作，免去通勤的煩惱，以及相對單純的工作內容，兼任助理的工作相較於大部分校外的打工，對同學來說確實是較為理想的工作。但能找到這類工作的機會，公立大學學生比私立大學學生多了3到4倍。
因此就務實的策略上來說，兼任助理議題能夠捲動的，也較容易捲動的確實只有國立大學的學生。以運動到目前為止參與的狀況，參與相對積極的私立學校，僅能算得上世新大學的勞權小組，且確實為世新大學的同學爭取到加保[註10]。但除了世新大學的私立大學，或許是地區差異、城鄉差距等導致接觸不易，但確實在這議題上，無論是自發的如台大、政大，或是由高教工會去嘗試觸發的成大、師大、清大、中興等學校，幾乎清一色的是國立大學。不可否認的是，兼任助理本身的分布，確實侷限了此一議題的範疇。而這實際上就造成了兼任助理議題策略上的限縮，使議題所能接觸到的學生，侷限於國立大學的部分學生，而無法召喚大多數其他的同學。
二、探討兼任助理議題的物質基礎
從上段討論可得知，兼任助理的議題在實務上推展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兼任助理本身分布的侷限性。這侷限性就運動策略上來看是清楚的。但更深一層的議題是，兼任助理議題侷限在國立大學，而在台灣的國立大學學生普遍背景優於私立大學。一般來說，個人社會階層背景最高者，能就讀公立大學的機會最高[註11]，且私立大學學生又背負相較國立大學4倍以上的就學貸款[註12]，又要負擔兩倍左右的國立大學學費的前提下，雖然位於學術產業中最低階兼任助理絕無被稱為既得利益者的理由，但這議題在廣大學生間的發酵程度低落卻也是事實。我們是否該自問，兼任助理議題是否成了學生中「貴族勞工」「何不食肉糜」的囈語呢？
這當然是沉重的批判與反思。兼任助理議題原先設定的目標是：大學一來作為培養社會新鮮人的踏入社會的前導，透過兼任助理的議題來進行制度外的「勞動教育」，其重要性不證自明；二來學校作為教育場域，特別是公立大學還作為政府部門的一環，除了「守法」的最低標準之外，理應作為長期忽視勞基法的台灣企業良好的示範，率先為兼任助理加保。希望大學作為教育及示範場域的目標當然是正確的，但現階段僅限於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運動，是否能達到這樣的目標呢？
就現實的狀況來說，兼任助理議題擴散的程度相當有限，不僅教育界反撲的力道極大，也動員不出非兼任助理的大多學生。先不論教育部的保守力量的反撲，無法動員學生的問題才是運動真正的障礙，而究其原因，還是在於兼任助理議題物質基礎的侷限性。
以提升勞工意識及勞工權益的角度下去思考，兼任助理議題最應扣連的是部分工時工作者的討論，因為去掉兼任助理在校的特殊性，這個工作的本質就是「部分工時工作」，當然在學校的工作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在分類上無異於其他部分工時工作。可是在台灣的大專院校中，具有兼任助理身分的學生，卻與最需要打工的學生重疊最少，其原因很簡單：最需要打工來維持生活的，通常是社經地位較低、學費貴、申請就學貸款的學生，而這些學生大多不存在於兼任助理數量最多的國立大學內。除了前述的公私立大學兼任助理數量4:1的比例之外，兼任助理甚至極有可能大量存在於所謂的「頂尖大學」之內。以教育部統計的23萬名兼任助理來說，除了14萬集中在公立大學之外[註13]，光是台大自行統計就有一萬七千名[註14]，而根據政大102年度的統計，光是學務處下的經費就有七千六百名以上的兼任助理，合理預估逼近一萬人[註15]，這兩校以不成比例的數量佔據了兩萬五千名左右的兼任助理數量，可以合理的推測兼任助理數量的分布不僅公私立大學分配不均，也與學校本身的資源成正比。
簡單卻清楚的結論是：擔任兼任助理的學生本身多屬家庭背景資源以及學校資源相對豐厚之學生，經濟壓力較小、打工需求較低，與相對弱勢的的其他學生顯然是不同的群體分布。所以當我們希望這議題成為勞權意識的種子，透過爭取兼任助理議題而擴散開來時，大部分資源匱乏的學校學生，則是難以感受以及被動員。這顯然是與兼任助理議題所處在的物質基礎有關聯。這樣的物質基礎造成的差異，必須透過其他的方式來彌補，才有可能擴大此議題的動員與召喚。
從兼任助理議題看年金改革中的軍公教
與兼任議題相似的是，軍公教以及國公營事業人員，雖然都是勞工──當然有部分軍公教的心態並不正確，但並不失軍公教作為勞工的本質──但我們就現實上來說，軍公教的勞動條件確實與一般勞工有一定的差距，在退休條件的部分更是明顯。
這使得軍公教人員會遇到與兼任助理群體類似的問題，即認為軍公教是「貴族勞工」以及「既得利益者」的質疑。當然，勞動條件的差距是無法否認的是事實，但是否因此，軍公教在年金改革等勞動議題上，就只能將這樣的質疑吞下，眼睜睜著看著不同的勞工群體被政府與資本家分化呢？很顯然不是的。爭取自己應得的東西並不需要心虛，因為那正當性並不因為其他人的不足而削減。就像兼任助理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並不因為其他打工同學的勞動條件更差，就失去了正當性一樣。應有的權益並不因為其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就該被削減。
但當然，我們更希望的是，如同兼任助理運動，爭取的並不只是兼任助理群體本身的權益，它有更大的意義，這意義一來是對於中華民國的各級教育中，極端缺乏的「勞動教育」，能透過兼任助理運動的進展，來去作出一些補救，使得青年勞工對自人的勞動權益能更加瞭解。而更甚，因為兼任助理多為國立大學的受雇者，若連兼任助理都不能爭取合法的勞動權益，遑論一般的打工族。因此，兼任助理運動絕不僅只是侷限於兼任助理群體，而是整體年輕打工族勞動條件的提升。若能夠持著這樣的概念，兼任助理運動就不再是「貴族勞工」的自我利益防衛。
也因此，無論是軍公教或是國公營事業勞工，雖然事實上呈現出來的勞動條件與一般勞工有所差距，但並不應該因此而被分化，或是放棄爭取自己應該有的勞動條件。反之，我們應該想的是，如何在爭取自身權益時，能夠同時維護勞動條件不如我們的一般勞工的權益，並且透過爭取自己的權益，來帶動他們勞動條件的提升。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將整體勞動權益向上提升，這種「向上競逐」才是真正健康的想法與做法，而非讓資本家與政府分化勞工，造成勞勞相爭的「向下競爭」，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甚至整體勞動條件下修的雙輸後果。軍公教應拿的，不應因為政府不對資本家課稅喊窮而心虛，更應該做的是，以自身的優勢作為領頭羊，與全體勞工站在一起，改善全國勞工的待遇，才是軍公教面對年金改革應該有的健康態度。
備註：
1、 聯合報，”國立大學研究生 助學金標準核定” 【1973-11-17/聯合報/02版/】
2、 當時法規於實際運作情況的落差，可能要進行訪談才比較有辦法確認，目前幾乎沒有任何文本資料可參考。
3、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2794
4、 http://www.theunion.org.tw/news/207
5、 https://www.facebook.com/nccuslra/posts/479462805542939
6、 100年1月迄104年9月，各地方勞政機關已因申訴案件派員進入公私立大專校院針對學生兼任助理進行勞動條件檢查合計326次，其中認定違反勞動條件法令合計88次。(兼任助理納保案調查報告)
8、 依發展署估算，全台學校勞動型兼任助理約有12萬人，其中公立學校約8萬人、私立學校約4萬人。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925/698965/ (2016.5.9)
9、 兼任助理總共23萬人，公立學校有14萬人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04000451-260114 (2016.5.9)
10、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0640 (2016.5.9)
11、 陳正昌，2005，"社會階層背景與大學入學機會"，第三屆社會理論與教育研究，研討會論文
12、 以102學年為例，公立大專院校申請就學貸款人數是6萬3284人、占所有學生的14.5％，私立大專院校申請人數25萬4437人、占27.9％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21000351-260114 (2016.5.9)
13、 兼任助理總共23萬人，公立學校有14萬人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04000451-260114 (2016.5.9)
14、 http://udn.com/news/story/8436/1087983-助理納保／學生變勞工-衝撞師生關係(2016.5.9)
15、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3444101943232&set=a.10150130164818232.303741.575728231&type=3&perm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