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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議題]現代生活方式的反思/左蚤勞工議題

現代生活方式的反思/左蚤

 

 

 

如果大多數成員過著貧困與悲慘的生活,沒有任何社會能夠確保繁榮與幸福。—亞當•斯密         今天科技的生產力讓消費社會得以如此開展,但富裕階級比起任何時代都有錢,也更醒目; 貧困是一種抽象概念,但集體的貧困完全與我們息息相關,殘破的高速公路、破產的城市、坍塌的橋樑、失能的學校、失業、低薪、沒有保險…,這都指出人民意志的集體失敗。要瞭解社會已跌落到多深的洞裡,首先要認識到,是哪些改變讓我們淪落至此…。         過去每個社會都以各自的方式,對過度的不平等作出反應,由公部門提供資源,以補償私部門無能為力之處。過去30 年,在英、美就出現了最極端的私部門特權與對公部門最嚴重的漠視,他們熱切要求對市場資本主義解除管制,雖然其它國家也有起而效尤的意思,但沒有一個國家像英、美國這樣,30 年來堅定不移地廢除過去數十年的社會立法與經濟監管。         在2 0 0 5 年, 美國1% 的人賺取了國民總所得的21.2%。1968 年通用動力(GeneralMotors) 的執行長的全部收入是其普通員工的66 倍,而今天(2010) 沃爾瑪(Wal-Mart) 執行長的收入是其平均僱員薪資的900 倍。同年沃爾瑪創辦人家族所握的財富( 估計900 億美元),約當美國最窮40%人口的財富總和—那是120 萬人!英國的情形也不遑多讓,英國的貧困兒童人數比歐盟境內任何其它國家都多;自1973 年以來實質工資不均等的增加幅度比任何其它地方都高,僅次於美國; 1997-2007 年間,英國創造的工作機會,絕大多數都屬於工資等級的最高或最低的兩端點。         這樣造成的結果,如今清楚的浮現:跨世代的社會流動性整個崩潰了!英、美兒童只有非常小的機會改善自己出生時所處的生活條件,窮人會一直是窮人,階級世襲了下來!經濟上的不利轉換成疾病、就學中輟,以及一些常見的憂鬱症狀及反社會行為…。         在富裕的少數與貧困的多數之間,差距愈大,社會問題就愈嚴重。重點不在於一個國家有多富裕,而在於有多不平均。貧富不均讓社會從內部敗壞起,物質條件的差異須要一些時間才會顯露,但是時機成熟後,人們對地位與財物的競爭將會升高,以財物來評斷人的結果,造成對處在社會階梯低層的族群持難以動搖的偏見。沒有哪一種生活條件是人無法適應的,特別是,如果它看到身邊每個人都接受的話。         —列夫• 托爾斯泰過去人們將追求均富視為是一件自我證明的事,我們越是均富就越相信均富是可能的。相反的,近年來不斷擴大的貧富不均,已經使得人們( 特別是英、美國人) 確信—貧富不均是生活的自然狀態,人類對此無能為力。當觸及此一層面的問題,許多經濟學家都告訴我們經濟成長就可以解決,因為「滴滲效應」可以將經濟果實讓大家共享;但事實卻指出其發展是相反,在艱困時人們容易接受財富重分配,並相信這是必要與可能;但是一到資財氾濫的時代,經濟成長一般說來都獨厚少數人,同時讓多數人的相對弱勢更加惡化,這見諸中國近代的崛起,就更清楚不過了!         生活在分配不均及其病態后果中是一回事,但為之陶醉與歡欣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人們出現了對龐大財富感到欣慰、將富人當名人來看的病態傾向,這種對財富自身的無差別仰慕,對一個現代商業經濟體來說,甚至是一個具有潛在毀滅性的特性,可能瓦解資本主義存在所需的條件;這造成道德情感的敗壞,只要官員告訴我們政策將會帶來全面的榮景,並隱含將促進我們個別的利益時,我們越來越不在乎當中有人為此犧牲。         90 年代拆解福利國家成為主流意識,社會福利被批為懶人的護身符,因為懶所以窮,窮人幾乎等同於罪人,於是社會福利被賦于刺眼的污名,接受公共救助的人不論是領取兒童津貼、食物券或失業津貼,都成了該隱的記號—一個標記了個人失敗的記號、不算是社群中完整的一份子。         1991 年實施社會民主主義挪威頒佈了「社 會服務法案」(Social Service Act),授權地方行政機關得以強制任何申請社會福利的人接受相應的工作。這項條款讓人聯想起將近200 年前英國通過的另一項法案—新貧法案(New Poor Act;1834),大家對此條款應很瞭解,因為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孤雛淚】(Oliver Twist) 中對這個新貧法的運作多所描述。         新貧法引起很大的憤怒,這項法案強迫窮人與失業者無論工資有多低也得接受工作,不然只能忍受濟貧院的恥辱。         然而今天歷史重演,我們只相信動機、努力與回報,以及應該懲罰那些不能勝任的人;聽聽:比爾• 柯林頓或瑪格麗特的說法:讓所有需要的人都取得社會救助,是愚蠢的。如果勞動者沒有陷入絕境,他們怎麼會工作? 我們已經回到啟蒙時代倡導經濟理性的嚴格、冷酷的世界; 1732 年柏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在【蜜蜂的寓言】就對此經濟理性做了最好的詮釋:「要讓勞工站起身來提供勞務,除了匱乏再沒有其它的手段。緩解他們的匱乏是明智的,但是完全解決則是愚笨的」。當今英國首相也不能說得比他好。         如今我們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似乎變成既定的單行道,毫無能力想像一個不同的社會,為甚麼構思一種不同的安排與配置來實現共同的利益,會如此超乎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失能在於論述:我們根本不再知道該如何討論這些事情了。因為我們都把思考侷限在獲利或損失的議題上。事實上,早在兩個世紀之前就有人擔心過我們對公共政策的考量可能會被限制在經濟計算裡。18 世紀法國人康道塞侯爵(MarquisedeCondorcet)就預先指出:「在一個貪婪的民族/ 國家眼裡,自由將不過是保證財務運作安全的必要條件。」這個年代的種種革命致使人們誤以為:賺錢的自由跟自由本身是同一回事。         在今天,標準的經濟推論都用「理性選擇」來描述人類行為,這套經濟論述主張,我們全都是經濟的動物,我們追求自己的利益,極少考慮經濟以外的判準…。今天沒有誰還能一本正經地主張,所謂「效率市場假說」還有成立的餘地。老一代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常批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問題在於需要一種完美的知識( 有人認為電腦似乎替此開出道路,但後來也證明不 夠,因為沒人有辦法給各項變數加上完美結合),然而這是任何凡人從來無法獲得的。這樣說並沒有錯,但是同樣的批評也適用於自由市場理論者:他們也不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結果是他們並不真正知道任何事。凱因斯用「錯假的準確性」( f a l s eprecision) 註1 反駁那些批判他的經濟學家,而更糟的是今天我們在經濟論述裡暗藏了一套道德假象的辭彙,在完全功利主義的算計之上,罩上一層自我感覺良好的光環。         因此我們刻意忽略掉很多事,只因事件的非核心與邊緣性。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應該如何討論我們所選擇的社會運作方式?首先,我們不能繼續在一個道德真空中評價我們的世界與我們所做的選擇。我們必須問,那些利益究竟是甚麼? 這些人的需求是甚麼? 以及那些需求在甚麼條件下可以被滿足。         其次, 我們必須找回信賴。今天資本主義遭受如此眾多批判者的圍攻( 絕非全都來自左翼),就是因為市場與自由競爭也需要合作與信賴。市場不會自動製造信賴、合作或集體行動以實現共同的善。正好相反:一個破壞規則的參與者往往會擊敗較重視倫理行為的競爭者,這是經濟競爭的本質。如果經久如此持續下去,資本主義就會垮掉。但這種潛在會自我毀滅的經濟體系為甚麼持續下來了?或許因為當這種制度出現的時候,參與者從一開始就展現了自制、誠實與適度的習慣。但這類價值絕非來自資本主義的本質,可能是傳統的自制美德,也可能是宗教或社群生活所衍生。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得利於一個過於溢美的幻象,這隻手永遠會準確地修正資本主義奉行者的道德缺失。         這些起初的理想條件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一個建立在契約上的市場經濟無法從內部製造出這些條件。這也是為甚麼左派批評者要求人們注意,經濟市場如果沒有管制,富裕與貧窮如果趨於極端,都會給社會帶來腐蝕性的威脅。         一旦我們能讓自己不再屈從於會計師的利潤考驗,我們就開始改變我們的文明了。—約翰• 梅納德• 凱因斯不過是在不久的1970 年代,如果有人說生活的目的就是致富,政府的存在是為了讓人們實現這個目標,這樣的講法一定被人嘲笑。戰後的數十年間,人們普遍對「為了有錢而有錢」這種想法不感興趣。1949年對英國學童的一項調查,愈聰明的孩子就愈願意選擇一個薪資普通但是有趣的生涯,而不願意選擇一個僅僅是高薪的工作。然而今天的學童與大學生所想的,不外乎只是找到一個高收入的工作。         一整個世代著迷於物質財富的追求,而且對其他這麼多事情無所謂,我們該如何開始來挽救這一切? 也許我們可以先提醒自己以及我們的孩子,人們並非從來就是如此。以「經濟角度」思考並非人類本有的思考模式,從前我們曾經用過不同的方式來安排生活。         註1: 指所使用的經濟模式與統計方式所推出的結果,其準確度超過統計與模型實際上所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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