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網路瘋傳了一則鴻海工程師與郭台銘的對話,工程師問:「為甚麼爆肝的是我,首富卻是你﹖」郭台銘說:「我們之間有三個差別,第一:30年前我創建鴻海時是賭上全部家當,不成功便成仁。而你只是寄出幾十份履歷表後來鴻海上班,且隨時可以走人。我們跟你的差別在:創業與就業。第二:我選擇從連接器切入市場,到最後跟蘋果合作是因為我的眼光判斷正確;而你在哪個部門上班是因為學歷和考試被分配的。我們之間的差別在:選擇與被選擇。第三:我24小時都在思考如何創造利潤,每一個決策都可能影響數萬個家庭生計與數十萬股民的權益;而妳只要想什麼時候下班跟照顧好你的家庭。我們之間的差別在:責任的輕重。」據說郭董三句話就讓他羞愧了臉,全場鴉雀無聲。

  郭董所言者正是右翼經濟學家所謂的〝企業家精神〞,冒險患難高風險創造了高利潤,但在企業所得裡的「資本所得」與「企業所得」之適當比例究竟為何﹖英美企業的CEO(執行長)所得常呈現為職工平均所得的上百倍或千倍,這種現象飽受批評,也讓專家學者爭論不休;丹尼‧杜林(Danny Dorling)在Inequality and 1%(1%貧富不均,這才是全球經濟大危機!聯經出版)一書中表示,1%的人拿走了太多的資源,而且自認問心無愧,毫無同理心,把生命共同體-社會-逼向對立的兩極,糟糕的是為富人貪婪言行擦脂塗粉的還不乏其人;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 《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提出〝精英極端主義〞(meritocratic extremism)的概念,這1%的精英為自己極高收入自圓其說,郭台銘對鴻海的貢獻當然比工程師大,但就算符合了「極端才能至上論」(meritocratic Extremism) 的前提與要件,其報酬可以是工程師的幾千倍或幾萬倍﹖但企業是追求合作的團隊,如此分配值得研議!

  一直做為極端精英主義基礎理論的是「滴滲理論」,認為經濟成長的果實最終會讓全民共享,但結果卻背道而馳,其中最明顯的是雷根與柴契爾的新自由主義拉大了貧富不均;台灣經濟起飛後經濟成長以複利計算,但薪資卻呈停滯倒退,這說明了成長的果實掉入了少數人手裡;滴滲理論應該檢討修正,為了經濟成長國家賦於了資本家太多的政治權力-包括了減稅與壓制工會。

  當經濟頂層1%的人取走GDP的30%,其產生的負面影響非常巨大,剩下的70%要分給99%的人,而在最底層的10%能夠拿到的將不足GDP的1%;台灣目前的情況正朝這種方向發展,富人拿走了全部的增長,削減社會福利與保障,如此一來就算經濟復甦,恐怕也只能是個無感的復甦,社會99%的所得消退,消費隨之下降,經濟發展形成向下螺旋。台灣即將面臨總統、立委的大選,到目前仍纏鬥於藍綠統獨,鮮少觸及社會資源分配的議題,這是屬於99%選民應努力爭取選戰議題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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