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

社會運動與抵抗全球化／小馬

        相對於三極（美、歐、日）列強及其追隨者所組成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全球性抵抗目前出現的新現象是－彼此差異頗大的社會運動因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匯集起來，

        但這琳琳總總離成功地對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目標還很遠，代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1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仍然在瑞士的達沃斯（Davos）舉行，三極列強及其追隨者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制定方向。

        世界當前的危機可歸類為生態危機、糧食危機、金融危機等三種，這些危機的形成並不偶然，都是當今世界體系邏輯的一部份，所有的壓榨與剝奪都是為了經濟發展；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恩（Nicholas Stern）給英國政府的全球氣候變遷調查報告指出，今天全球會有2億的「氣候難民」；跟據聯合國的資料，現在每年都有80萬年因為飲水、土壤和空氣污染而喪生；而這一切災難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邏輯所造就不公平體系和模式息息相關。

● 不發達國家的困境

        在80-90年代這20年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亞拉非三大洲：1982年阿根廷，1984年巴西，1985年烏拉圭，1986年菲律賓，1990年貝寧，1991年馬里，1992年泰國，1994年南非，1998年印度尼西亞…，只有阿拉伯國家成為了逃脫這一浪潮的例外。

        聯合國計劃與發展署2002年報告說，“經歷民主化過程的81個國家中，只有47個被認為實現了真正的民主”。特別是在非洲，許多國家除了具有了自由選舉、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等表面民主形式之外，幾乎全部的國內政治生活依舊受到嚴密的控制。政治的開放並沒有帶來人們所盼望的社會進步。這一時期的民主化都伴隨著自由主義經濟的統治，隨之而來的是經濟發展上的兩個「失落的十年」。許多不發達國家在關於公民社會的發展上有著共同的特徵，都響應國際社會主流話語的兩大趨勢－「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但在三極並峙的國際社會中，這兩大趨勢正是強國打開弱國或不發達國家保護網的攻門磚。

        為了經濟發展，許多不發達國家被迫接受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銀（WB）所提出的經濟結構調整－財政緊縮、公共部門私有化、自由貿易、向外資開放、實行資本自由流動…，結果是「小部份帶有資本主義幫辦色彩的人富起來」，「有特權的人富起來」！這造成了社會動盪，隨著社會隳壞程度與社會抗議次數的增加，終止了對結構調整的樂觀期待。

        從90年代中期發展經濟專家們關心的是造成社會危機相繼出現的具體原因，很少關注自由化政策與貧困的關係。是宏觀經濟處方有誤還是制度框架的弊病導致了問題叢生？主流見解是歸咎於後者，因此要使最貧困的人口從經濟調整中受益，一方面必須有更好的制度結構，所以必須進行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有相應的社會補償方案。

        這種所謂的『對改革的改革』，不過力圖使結構調整從長期來說在社會與政治方面更為可行，並沒有觸動各式結構調整方案的核心。伴隨這種政策的是修辭上令人驚嘆的反擊：窮人並非結構調整的受害者，他們之所以受到傷害是因為管理者沒有創造出有益於改革的制度環境；“反貧困戰略框架”和“千禧年發展目標”具體地表達了這一範式的改變。到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在反貧困問題上的共識，掩蓋了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存在的不平等，而沒有改變那些導致不平等和貧困的政策。

● 社會動員的條件

        不發達國家社會經濟條件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這些國家在私有化過程中取消對牛奶、麵包、石油等家庭基本消費品的補貼，公共服務價格的上漲導致了消費水平和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公共服務與公有企業的私有化造成的失業嚴重地影響著中產階級，鼓勵創業的口號讓國家精簡其公務員或雇員，這些人最後不得不接受諸如大樓保全、出租汽車司機等工作；產業工人也有相同的遭遇，那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不得不以解雇員工、業務外包等方式進行調整，有的不得不關門大吉。反對這一過程的社會專業人士（如工會人士）被扣上既得利益者的帽子，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從而阻礙改革，特別是被認為有利於窮人的勞動力市場改革。

        生活條件的惡化激起了各式各樣的抗爭，但每天為生存而掙扎的人們常常不會加入到爭取物質利益的社會抗爭之中。耶菲斯．楚拉瓦（Yves Chouala）對喀麥隆社會運動的觀察（同樣適用於其他國家，包括台灣）：「助己助人的觀念極大地削弱了喀麥隆公民社會的能力與政治良知；這種態度和採取批判的方式來行動與質疑領導權力的做法完全相反。」

        除了物質壓力之外，還有等級分明的社會政治背景：在許多地區裡流行卑躬屈膝的政治文化。通常這些地區政治生活依舊把握在那些「所有者」和「大人物」手中，他們決定給誰多少庇護和好處，影響著大眾的選票和政治行為。但這一觀點須要另一方的觀點來平衡，即使在利益表達與代表渠道缺乏或被嚴格控制的最專制的環境中，統治者的政治和政策行為也不能消除所有的民眾抗爭：1978年突尼斯的“麵包騷亂”、1984年摩洛哥的“生活費上漲騷亂”、1989年委內瑞拉首都的“加拉加斯騷亂”，有時抗爭採行多樣化的“超越政治”抵抗：越軌行為、非法介入電力供應、抵制損壞公私財物等。

        在以集體行動提出要求之前，人們必須對民主體制整合社會需要有「最低程度的信心」，而在這一些國家中這種最低程度的信心越來越少；人們對民主的期望幻滅，領袖們的生活方式和人民越來越不安定的處境形成鮮明對比，人們變得鄉愿懦弱與犬儒，他們抵制選舉，忙碌於個人生計；他們更關注於個人如何在社會向上爬、移民，又或者加入為爭奪更大利益而組成的關係網絡和政黨。

        在如此困難的現實環境之中，將個人與集體經驗和政治決定聯結起來，將社會中最弱勢群體組織起來等等政治活動，都必然要經歷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

● 聯合的挑戰

        被動員起來的團體最具邏輯性和最有利的策略選擇，是將他們的力量和聲音與國內最具有接近和相似目標的社會運動整合為一體。這會使他們的抗議更廣為人知，產生更大的政治共鳴。這看起來很有必要，但聯合不會自然形成。實現這種聯合首先要求參與的人們暫時從他們的處境中抽離出來，不管處境有多迫切，要從其它團體身上發掘大家共有的一致性。

        這種「普遍意識的增強」，一般通過象徵性地建立一個共同的身份或者對手來形成。泰國「窮人議會」組織的形成說明了這種戰略的演進。社會運動聯合的挑戰，也涉及在不同國家社會運動之間搭建橋樑。當越來越多的社會運動者認識到，對國內生活造成影響的政策不斷地受到諸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操控時，社會運動的國際化以及另類世界運動的出現就會是必然的結果。

        跨國界的聯合當然會遇到各種阻礙，正如民族的國家感情令某些公民社會不安，世界另類運動對於經濟議題的分岐，甚或是阿拉伯民主組織之間對於政治議題的矛盾…，這些不一而足，都將會是阻礙社會運動跨國聯合的因素。

● 抵抗的全球化

        全球化資本主義所引發的抵抗全球化，其形態是從下而上，不單單是傳統社會運動中的工人階級，而是包括了所有受資本邏輯所影響的社會群體－一個全新的歷史主體：從小農到沒有土地的農民、原住民、婦女、城市中的貧苦大眾、以至那些受大型經濟發展項目所影響的，或者那些因環境破壞導致自然災害的受難者，他們不僅僅是龐雜的聚合體，也是群眾的行動者，他們的共同意識和反體系態度與日俱增。

今天社會運動的抗爭及其對未來的希望，圍繞著以下四個原則問題：

        一、增長不應基於對大自然的掠奪，而應是在尊重大自然和與其共生共存的前提下，維持“可持續性”增長。

        資本主義注重直線或單向性的進步（l i ne r p r og r e s s），注重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在這個邏輯下，很容易將大自然的資源看成是取之不盡的；在有關現代性（modernity）的討論中，社會運動已不斷地批判對自然資源的剝削和社會建制的結構；世界經濟體系已建立了新全球一體化的物質基礎（信息和通訊技術），對於這一世界經濟來說，后現代主義是最好的意識形態，然而還是需要把資本體制的邏輯與全球氣候惡化的關係肯定下來並清楚地表達出來，這也就是為何第一個原則便是要集體控制（collective control）自然資源的利用，令這些資源的使用具可持續性。

        二、使用價值（use value）應比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更為重要。

        三、社會運動所要爭取的便是廣泛性的民主（generalized democracy）。

        四、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互補性。

        以上社會運動的四個基本方向，可看作是一個集體計劃所操作的烏托邦（operatingutopia），但它不是一個幻想，而是一個儘管今天不存在卻能出現於明天的烏托邦，這些方向就是社會運動的動機，而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去達成這些目標！

● 小結

        台灣今日的處境雖不像這些不發達國家般的困窘，但這些不發達國家的經濟處境有些甚至是被「強迫脫節」，而台灣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半邊陲位置，讓我們的勞動階級與不發達國家的勞動階級相去不遠，五一全產總舉辦的反貧窮遊行，洋華工會對台灣電子業的血汗工廠控訴，就證明了勞動階級的處境是舉世皆然。

        台灣與中國簽訂ECFA，表面看是突破關稅的壁壘，但骨子裡卻更多的是怕被淘汰出三極強權的附庸，怕在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裡被邊緣化，中台資產階級藉由ECFA更緊密的合作造成的將是中台勞工的直接競爭，對此勞動階級的聯合與全球化抵抗就更是已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