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

全球化下的勞工對抗…產職聯盟／廖漢威

        全國總工會由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所組成的全國性總工會，目前全總由48個產職工會組成，代表128席席次中，產業工會佔28席，職業工會佔100席1。回溯歷史，全國總工會過去對國家經濟、勞工政策的形成，佔有一定的主導力量。但自2000年政黨輪替後，部份的工會撤離全總，導致全總政治影響力衰退，也讓台灣的工人更無力對抗新型資本主義的剝削。 

  台灣800萬勞工包涵於產業與職業這兩大類型的工會中，全總過去正是因此而得到其政治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全國總工會應代表著台灣800萬勞工的利益；而產職聯盟的階級聯合路線，讓全體勞工的議題可以在全國性組織中得到支持推動。職業工會雖擁有較多工會與會員數，但職業工會因其組織較鬆散，會員分散，使其在議題上的推展常有心力不足之感；而產業工會多屬公營事業，其組織較集中，會員向心力強，在議題上動員較容易，但卻因產業工會佔全國勞工數少，常使動員之議題被冠以“既得利益”者的大帽子，失去合法性；產職聯盟正是在這方面填補了雙方的不足！ 

     台灣諸多的工會類型是在歷史脈絡中所形成的，茲分述如下：

一、    台灣工會特質簡要回顧

就產業工會而言，過去以廠場為主。依據過去工會法第八項第一條前段，「凡……同一場內的產業工人……以設立一個工會為限」，組成工會以同一廠場為限2。工會的活動被限制在單一廠場範圍內，使民營企業工會零碎化。台灣中小型企業佔相當多數，過去政府寬鬆的不當勞動行為規範，使得民營企業工會面臨被孤立化與籌備困難的窘境。

就公營事業工會而言，在民營企業工會之外也有例外的規定。原工會法第七條「跨區域工會的例外，工會之區域以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但交通、運輸、公用等事業之跨越行政區域者，得由主管機關另行劃定。3」包括中油公司台灣石油工會與台灣電力公司產業工會等，由於交通、運輸等公用事業，可成立跨區域的產業工會。公營事業工會由於會員與資金較為龐大，會務組織上跨廠區的特點較具有組織性，扮演著工會運動指標與火車頭的角色。

就職業工會而言，依據過去工會法第六條將職業工會組織範圍規定為，「同一區域同一職業之工人」。過去政府允許無固定雇主的職業工會可以辦理勞健保業務，造成專門辦理勞保的職業工會大量興起，成為私部門的主流。

就全國性工會而言，雖全總在成員定義上為產業與職業工會的混和體。但在過去黨政一體的時代條件下，全總有著政黨色彩。一方面產業工會在經濟部與財政部影響下運作；另一方面產業工會也相對具有組織性的基礎。同時職業工會由於職業工人組織上的困難難以組織性匯聚會員意見，在全總並不能有效進行議題推展與協商合作。產職聯合的原意在全總因此需要對對話的基礎進行再定位的工作。 

二、    他山之石：英國職業工會的發展特徵

職業工會在工會發展中有其歷史的進步意義，但在台灣過去戒嚴控制工會的恐共心理下卻成為繳交勞健保費的單位。以英國的職業工會發展為例，職業別工會(craft union)是由擁有同一種類技能的熟練工人所組成。英國素有手工業長久的傳統，不同手工業行會相繼成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過程中，爲會員權利進行捍衛的努力。根據成台生(2005:31-32)4，職業工會的歷史可溯及中世紀的手工業基爾特(Guild)，也稱為同業工會或行會，是中世紀西歐的商人與手工藝者，依各行各業所組成的團體。基爾特的工匠(有熟練技術的手工藝匠)受僱於自營作業者的雇主(師傅)。職業工會入會有嚴格規定，該行正規徒弟完成一定年數的修習者(通常五到七年)才具有入會資格。所有符合條件的熟練工都被要求加入工會，拒絕加入者，將不能進入勞動市場。而具備條件加入工會者，則被賦予在業界工作的權利，即所謂「對職業的權利」(right to trade)5

但十八世紀工業在英國，因紡織機器與蒸汽機等新生產力的革命，基爾特制度衰退，將來成為獨立門戶雇主的可能性消失，為了熟練工與自營作業者的利益，基爾特遂逐漸轉行為職業別工會。

由於工業革命的新生產力，機器代替人力對基爾特會員們的經濟基礎產生衝擊。為因應新的產業結構，勞工們不畏當局鎮壓，推行工會運動。如1820年代成功要求國會廢棄禁止團結的法律，結社行為不再違法；嗣後，1871年制定工會法(Trade Union Act)；1906年制定勞動爭議法(Trade Dispute Act)，讓工會空間逐漸擴大。另一方面，工會受英國盛行的友愛互助會(Friendly Society)的影響重視相互扶持，為回饋征收高額的會費，對失業、疾病、事故、死亡或養老年金等支付相當金額之津貼，再工會形成的初期階段扮演著以互助福利維護會員權益的角色。

由上述英國職業工會成形的歷史追溯，可見到台灣的職業工會是歷史特殊性下的產物。對於職業工會的可能性可以有台灣經驗以外的更多詮釋空間。

三、    全球化的私有化政策下勞工困境

新型的壟斷資本主義已經越過商品輸出時期的資本主義，發達工業化國家在國內市場飽和後，過剩的資本不會為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而被使用，它投入到落後國家以奪取高利潤(資本輸出)6。而少數輸出資本的國家﹐把世界瓜分為原料與便宜勞動力的抽取地。隨著資本輸出的增加，隨著壟斷財團與發達國家的國際卡特爾合謀，在全球建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際分工體系，以核心國與跨國企業掌握集中資本、核心科技與專利權，並由殖民或半殖民地等邊陲地區進行半成品加工的剝削關係。

在壟斷資本主義下所產生的就是全球化浪潮下私有化政策衝擊了全球各地公私營產業哀鴻遍野的現象。近年來，全球產業私有化的最核心的推動指標可謂1989年美國所推動的「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華盛頓共識7是因應拉美國家的財務危機在1989年所推動的經濟改革方案。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John Williamson邀請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與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與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討論會，旨在為拉美國家提供經濟改革對策，各機構達成10條共識。其中影響全球各地私有企業勞動條件的政策玆列舉如下：

n       就貿易與資金政策方面：

1.    貿易自由化

2.    資本進入，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

n       宏觀產業政策方面：

1.    私有化

2.    放鬆政府管制，消除市場進入與退出的障礙

3.    保障投資產權

以下的簡述可以看到私有化浪潮下對公私營各產業都造成巨大的影響：

(一) 國外的私有化概況：

據世界銀行2004年研究報告8，從1990到2003年，全球120個發展中國家之中，總計推動了7860件民營化方案。過程中共是出了4千億美元的資產，此金額可說佔了所有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0.5%。

國外公營事業的私有化情況

1990年中期以前，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民營化過程平均每年釋出資產值為200到300億美元。在1997年更高漲到700億美元，這一年突然釋出大量的資產，主要是因為各發展中國家在較大的基礎建設與能源產業(石油與天然氣)民營化的增幅有關。

就民營化部門的集中程度來看，13年來，基礎建設（電信、電力、天然瓦斯、運輸與自來水）的民營化後所變換的資產額佔總數額的50%。其次依序是競爭性產業（製造業、公用事業、旅遊業與其他）、能源業（石油、石化業等）、金融業與初級產業9。

從發展中國家推動民營化的主要部門來看，可發現攸關民生甚鉅的基礎建設竟成為各國籌措財源的工具。因為基礎建設多為龐大、資本集中的產業，本地或外資等資本雄厚的資本家就可以在民營化過程中獲取大部分股權。

如1998年俄國的民營化企業有50%陷入虧損，25%民營化企業實際上破產。俄國民眾普遍認為，他們雖成為形式上的股東，卻沒有參與的權利與機會，非但無法成為主人，反倒成為僱庸勞動者。因為經常性拖欠工資與失業的威脅，許多俄國人因生活困難而將民營化的所得證卷或股票低價出售。

國外私營事業的私有化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在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下，合理化的外國直接投資進駐各國產業的舉措，外商大賺其錢，但發展中或不發達國家的政府控管被鬆動，跨國公司血汗工廠裡的勞動者作為商品的直接生產者，不但喪失國家對外資的控管也是被外資犧牲最大的一群人。

英國的NGO組織，天主教海外發展處（Catholic Agency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CAFOD）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10，指控全球的電腦製造商，在第三世界國家設廠時，無視於國際勞動標準，迫使當地勞工在低薪、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

CAFOD指責所有的電子工廠根本沒有足夠的防護措施，讓第一線作業的勞工身陷於化學污染中。勞工沒有完整的護具、欠缺職業訓練及化學常識，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使用哪些化學藥劑、接觸感染後會有哪些症狀。CAFOD的研究員在訪談時，不斷聽到各國的勞工和他們抱怨，焊接時被煙燻、皮膚疼痛、呼吸困難等等。

               在中國大陸東莞的一家外資鞋廠，高達五萬名工人的工廠中男女比例是1：15                ，工廠通常只招18至25歲的女工，使得許多女工被迫得做原本應是男工做的搬                貨等體力工。東莞市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33美分，但該廠工人的薪資扣掉伙食                醫療費等之後實得約24至30美分，一個成型小組95名工人平均每月要生產5萬5                千雙球鞋（旺季甚至達8萬雙），這些鞋在美國市場至少可賣275萬美元，但這                一小組一個月總所得不過6240美元。經過計算之後，每一雙在中國製造的Nike                球鞋，其中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不到1美元，喬丹鞋系列亦不超過1.5美元。

(二) 民營化在台灣：

國內公營事業私有化情況

台灣民營化過程在公營事業則經歷兩次過程12，第一次在50年代，當時為配合「耕者有其田」政策，政府於1953年制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將台泥、台紙、台灣工礦農林公司轉為民營。政府將獲得的資金作為補償地主所需，以推動土地改革。13

第二波民營化過程則在1980年代以降，源於美國自由化的經貿壓力與國內政經情勢要求改革的呼聲。其中，1991年立法院通過「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修正案，1996年底國家發展會議達成共識。

民營化的過程卻是財團化的開始，對公營事業產業的勞工與民眾福利形成巨大的損害，玆部分列舉如下：

(同書:2005p53-5)

國內私營事業國際資本的影響

可以預期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會衝擊本地的民族工業，像紡織、製藥業、電子零售業等私有企業的操作空間必定受到擠壓。台灣私有企業的員工一方面要面對資方資本尋求更低勞動力成本遷廠的壓力，為了降低勞動成本採行勞動彈性化與契約化的窘境；另一方面，私有企業的員工得面臨國際資本的整併與國際化專業能力的壓力。

        從上述國內外的民營化經驗，我們可以看到民營化利益了財團與大型資本家，不但犧牲了國內的公共服務品質，也對公營與私營企業勞工的工作權與生存權形成極大的危害。因此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國營事業與私營事業的工會會員的組織與連帶愈形重要。就國內的區域聯合而言，產職聯盟的連結捍衛了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會員的權益，並讓此兩工會的會員形成資源與經驗分享的平臺，擺棄孤立化與片斷化的危機，進而在全球化下進行在地戰鬥與國際連帶的工作。

四、    產職聯盟的重要性與強化

我們在此提出幾項可能性的做法以強化產職聯合在全總的基礎：

(一)對抗全球化的資本主義

新型壟斷資本主義夾帶國際資本竄流世界各地，透過各種名目的結構調整案與金融調整案私有化世界各地之公私有企業，也以核心創意與邊陲加工的國際分工模組，進行最大的生產社會化與最集中的剩餘價值積累。未來尤其是組織化鬆散的職業工會會員與非公部門的企業單位將面臨更嚴苛的勞動彈性化、彈性工時、勞動派遣處境，資本家將更不負社會與環境的責任進行資本累積。在台灣800萬勞工中為數最多、未被公部門涵蓋的職業工會會員更需要表達渠道的建置與組織，在全總的產職聯合裡表達意見與需求，找到戰鬥位置與不同業別的工會一起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危害。

(二)建立產職聯合的溝通渠道與平臺：

以產職聯合的平臺基礎，還原全總在勞工界的領導作用。建立工會民主機制，逐步調查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的會員需求並進行諮商會議，建立會員與組織的連帶；並以產職聯合的平臺與其他全國性總工會進行協商，在立法院推動促進勞動條件的議案。

(三)強化勞工第一、第二與第三專長的職業訓練：

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強化產業與職業工會會員的勞動專長，降低失業率，穩定國內就業市場。

(四)職業工會的勞健保業務不應被取消：

職業工會所辦理會員的勞健保業務是組織維繫的既成事實，不應因為少數職業工會不當的拖欠繳交會員勞健保業務的個別舉措，就取消職業工會會員藉由職業工會表達意見的基本需求。

        在全球化衝擊下，全國總工會產職聯盟的功能需要復原，建構產職業工會協商平臺，以工會民主的機制凝聚不同業別會員聲音與需求，保障職業工人表達意見的渠道；以產職工會火車頭的角色形成經濟集中與政治集中的對抗力量，與全國性工會團體對話，共同推動勞動法令與產職業工會會員勞動條件的改進，並在各民營化的業別裡提供資源與資訊分享的奧援。

資料來源

01‧ 根據台灣石油工會曾組長銘恩口述 02‧  參閱苦勞評論2003/05/28 03‧  參閱苦勞評論2003/05/28 04 ‧ 請參閱成台生＜工會之研究—以美國、日本與中華民國為例＞（2005）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05 ‧ 請參閱世界大百科辭典，第30冊，276頁。 06 ‧ 請參閱Balaam, D. N. & Veseth, M. (2001).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arson prentice hall.   07‧ 請參閱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7%9B%9B%E9%A1%BF%E5%85%B1%E8%AF%86   08‧ 請參閱KiKeri, Sunita and Aishetu Kolo (2004) Privatization：Trends and Recent Development, World Bank. 09‧  同書 10 ‧ 請參閱苦勞報導2004/01/29   11 ‧ 請參閱苦勞論壇2004/08/12-1 12 ‧ 請參閱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12年全紀錄—邁向財團化之路＞(2005) 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社會互談會。 13 ‧ 請參閱「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第三章，張晉芬，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