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階級與反抗／小野

石油勞工

勞工議題

階級與反抗／小野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馬克思

隨著19世紀上半工業主義的興起，新的生產文明伴隨著「階級」概念首先出現在歐陸及英國等工業國家；階級的劃分意指將社會區隔為若干不平等的階層或群體，階級與階級間的差異表現出社會關係，也構成每一群體成員的社會認同；各階級間互為依賴，卻同時互為對立，直到馬克思將這種對立昇華，馬克思依「生產工具」關係的表現，將生產的參與者分成了「資產階級」（Bourgeoisie）與「無產階級」（Proletariat），並將資本家「利潤」的產生歸結為對工人生產剩餘價值的剝削，馬克思這種對資本主義剔透的批判，掀起了19、20世紀的勞工運動，尤其是產業工人的運動讓握有生產大權的資本家傷透了腦筋。台灣在五、六○年代的工業化，工人階級概念並無法如歐陸般的興起，有其時代背景，王振寰在《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中即對當時執政黨的勞工政策表示－“…其作法是以國家統合主義的政策，，一方面扶植工會的產生並將之攏絡到體制內來，另方面則採取壓制性的法令體系，防止體制外的工運發生。”換言之，當時是採“拉攏以便排斥”的策略，拉攏是採強制入會的方式將工人集中以便管理，防止社會主義的滋生，排斥則是將工人排出權力核心，收束其工業公民權，威權體制下的資產階級雖說是侍從關係中的弱勢者，但已是政府拉攏的對象，以建立其內部正當性，而當時資本主義已發展到某種成熟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累積了處理工人反抗的豐富經驗，而台灣殖入式的工業化進程，讓工人將勞資爭議問題視為是當時政策使然，這讓生產的剝削關係不會清楚浮現進而激發工人階級意識。

到了解嚴後工運出現了詭譎的發展，暴起暴落有如佳年華的煙火，因在野政黨的政治動員迅速崛起，也因政權鎮壓的強化而消退，但最主要的是新轉型資本主義的出現藉由消費主義減輕了工人相對的剝削感。資本主義當其最大的天敵－社會主義國家在九○年代的解體後，就不停地調整它的風貌，它向人們宣告當前的主流階級是「中產階級」，模糊化了經濟生產關係的矛頓，這策略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人們爭相向中產階級認同，放棄了富戰鬥性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概念，新型資本主義攫取了「文化的霸權意識」。對此，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絕大多數英國人自認為是『中產階級』或『工人階級』，但在此要澄清的第一點是，這兩者並不是非此即彼的相對之詞。與『中產階級』相對，非此即彼的詞是『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與『工人階級』相對的是『自謀生計的個體戶』（independent）或『有產階級』（propertied）。我們今天之所以如此混淆，主要就因為在這一點上混淆不清，不知道我們使用的名詞一個主要針對的是“社會意義”，另一個主要針對的是“經濟意義”。」看來工人是因稱呼而解除了武裝，而非現實的改善而解除武裝。赫伯特‧馬庫塞（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認為工業文明業已形成一種“新的控制模式”，並把政治上的反對降低為維持現狀範圍內的商討和促進替代性政策的選擇；這形成了一個新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因為它成功地壓制了這個社會中的反對派和反對意見，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要從這一社會中解放出來，馬庫塞是悲觀的，由於這一發達的工業社會雖是一個不自由的社會但卻是一個“舒服的不自由社會”，人民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和創造性的內心向度因此而喪失，再也不會想到提出甚麼抗議。而這正是目前工會運動中所遭遇的阻礙，新轉型的資本主義顯然創造了一個舒服的不自由社會，任何對現狀的反對都似乎變成了對人民的宣戰，但若站在歷史的大視野上，可以清晰看到任何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妥協，都將強化主流意識的合理性地位，使其進而對其它不同意識的排斥與邊緣化，這將造成排斥多元化的選項使發展呈現單一化，而人類的希望正是蘊藏在多元化中。自始至終，工會也是資本主義的天敵之一，資本主義在拆解工會上是不遺餘力的，它聯合國家機器、媒體，一面以消費主義的面貌出現，以降低人們對它的抗拒，一面以萬能救世主的面貌出現，許以眾人未來的天國。它用知識經濟來替代血汗工廠，它用行銷導向來淡化生產導向，它用全球化經濟來糢糊南北對抗，它用消費主義來虛應人類的基本需求…，它大力宣導它創造財富的奇蹟，它語帶玄機的承認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不平等”，並因此大力主張這樣的不平等將因富人的更富而讓窮人有翻身的機會…；但「不平等」是一種抽象概念，它是富人的一大利器，因為它能取代早先的「階級」概念。「階級概念」可以在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可以在人際相互關係中具體呈現。「不平等」則是一種統計運作，參與的人僅以受害者或獲利者的面貌出現；除非是極幹練的專家與專業人士，否則難望在匡正不平的事務中扮演任何角色。平民百姓在「不平等」的概念中沒有身影，而在階級關係中，人是無所不在的。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他那本以美國大蕭條時代為背景的經點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尾聲中，透過書中人物馬．喬德清晰道出這個事實：“一切事物都在改變，唯獨人不變。”無論物質條件有何改善，人們總無法揮別不安全感，人們永遠在不是他們締造的環境中作著經濟移民，為應付科技的日新月異，他們必須從一種形式的勞工轉移至另一種形式。科技儘管或能造福人群，但它無疑是一種單向移轉，這種移轉過程總是逐步將勞工集中的現象倒入歷史灰燼，科技以提升生產力之名不斷推陳出新，同時也將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工裂解、重組，並拋棄它認為不必要的部份。歐陸的工會是工人階級形成後的產物，台灣則欠缺這樣的歷史，學者甚至認為 “台灣並沒有所謂的勞工階級，台灣有的只是沒有階級意識的工人，他們認同體制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相信透過自己的努力可以麻雀變鳳凰。”但新轉型的資本主義提供了所有工人一個共同危機－“全球化”，在這議題下新型資本主義中的「二八法則」依然不變－“20%的富人享有80%的資源，80%的窮人爭奪20%的資源”，我們應該很清楚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根本無所改變，改變的是人們對它的主觀印象，改變的是人們對於自己處身於經濟架構中弱勢地位的敏感，誠如艾立克．霍布斯邦所說：「在十九世紀前五十年，工人階級仰仗資本家鼻息度日，後五十年，則不斷學著這場遊戲的規則。」資本主義在台灣的轉型，從過去的「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從調動農村部門（工業化）到今日的調動共有財產（民營化），資本主義需要龐大資本的投入來支撐其巨大的運作，但卻將利潤迴饋了少數菁英，這正是今天工會反對運動中的基點－全球化調和了公私部門工人不同的利益，因為剝削與迫害在這裡是一致的。工人最後的防衛堡壘－工會如何面對著資本主義這樣排山倒海的攻勢？工會是否仍要堅持單一的戰線－“工會主義”？是否只要專一於保障會員固有的權益？但持工會主義路線的工會是否會受到社會民眾對之抱持著既得利益者的質疑？有沒有其它的運動路線既可保衛會員權益又可獲得社會民眾的支持？這是當前台灣工會的首要課題！霍布士邦（Hobsbawn 1971）認為－“因為假如勞工未能形成集體行動，建構不同於其他階級的世界觀，以及建立屬於自己的政治組織，則勞工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成員，其政治和社會作用力基本上是完全可以被忽視的，因為他們只是資本主義形式民主體制內沒有臉孔的、不值得注意的一般選民而已。”也許在工會運動最暗淡的年代中，才得孕育出運動成功的希望！誠如班傑明（Walter Benj amin）所說：“只是因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了我們。”

[勞工議題]階級與反抗／小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