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後工會主義的解體，但…我們該怎麼辦？／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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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議題

後工會主義的解體，但… 我們該怎麼辦？／小野

21世紀的第5個年頭在凜劣的寒流中展開，雖有南亞海嘯悲劇的發生，而這些遭逢苦難的國家又大數是開發中國家，政府應付災難的能力不足，引發一些地區可能會面臨重建的狀況，但國際股市仍處在中長期的多頭趨勢中，資本主義信徒們是深信著21世紀是資本主義的高峰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替資本主義打下了成長的強心劑。

鄰近台灣的香港在2005年初始，在街頭有不同的力量和聲音在競逐與喧嘩，包括「反政客亂港大遊行」、「爭取07、08年普選」、「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公共資產私有化」、「爭取最高工時立法」等遊行主題，這是香港進入第二次政治－社會轉型期的跡象；台灣在2004年12月初，則有中華電信工會召開會員大會，直接向會員訴求工會的罷工權，要求公司民營化前須與工會簽訂團體協商；這些都顯示了資本主義正逐步加重對勞動者的剝削，勞動者對此若無更進步的防禦措施，那麼，21世紀或許是資產階級的黃金年代，但絕對是勞動者的黑暗歲月。在工業革命初起的18世紀，資本的集中與資源的重分配，造成了一批批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對抗資本的組織由行會轉型成工會，工會在19、20世紀引領風騷成了勞工與大眾的代言人，對抗著資本的剝削，馬克思敏銳的觀察到資本主義的繁榮必來自對剩餘價值的剝削，工資、勞動條件的下降是資本的春藥，面對著有組織、團結的工人，資本主義探試著每一個可能突破的缺口－彈性工時、部份工時、派遣勞動、乃至最高級的個人工作，每一個都是要瓦解勞動者縱向或橫向的團結，21世紀的工會將面對它最大的困境。【工會的模式】工會既然是工人的集體組織，它的任務是甚麼？英國的衛布夫婦（the Webbs）就對工會下了這樣的經典定義：“賺取工資者為維持或改善勞動條件而設立的持續性組織。”衛布夫婦把工會核心功能界定為“反制個別勞工與雇主協商勞動契約時所受的刁難。”列寧在“怎麼辦？”一文中對此批判道：“…英國的工會早就認識到了並且到現在一直在實現著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任務…所謂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的任務這句漂亮話，聽起來雖然極端深奧，極端革命，其實只是包含著力求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降低為工聯主義政治的那種傳統的傾向！”將勞動者的鬥爭侷限在經濟範圍內，而政治是服務於經濟是經濟主義的，但若僅是在經濟領域內，勞資懸殊的實力，就讓勞動者只能採取保守的態度，僅在其職業範圍內從事爭取權益的事項，而職業的分工也會將勞動者割裂成個個利益不同的團體，而遑論“團結”了！台灣的工會法第一條：“工會以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知能，發展生產事業，改善勞工生活為宗旨。”則更表明了台灣工業關係的政治光譜是更趨右邊了，不但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主義，還將“勞資共存共辱”之類的觀點擺了進去，強化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概念，如此一來將勞動者貶成資本家的附屬品，而失去了“主動性”、“戰鬥性”，將台灣的工會閹割成一個個的“黃色工會”。勞動者在工業革命後，為反抗資本的壓迫，組織集體性的工會，因各地國情、傳統的不同，據理查海曼（Richard Hyman）在“比較工會運動”一書中將之分類成三個理念模式：第一個模式：試圖發展工會主義成為反資本家壓迫的形態，這是左派運動前仆後繼的目標：激進的社會民主、工團主義、共產主義。本模式的個種變形的共同觀點是“戰鬥性”與“社會政治動員”優先。第二個模式：工會主義作為社會整合的載具。19世紀末以社會天主教主議的面貌有系統地表達，提出社會的功能主義和有機主義觀點，以對抗社會主義的階級敵對主義觀點。1897衛布夫婦主張工會應逐步追求“工業民主化”的機構，吸引一些奉行社會主義教條又渴望顯示與左派批評者同的工會領導人。基督教工會採批判資本主義觀點，主張“產業界…應該有的目標不是私人利潤，而是社會需要”。共同的意識形態特質：以逐步增進社會福利和社會凝聚為優先事項，並因此成就一種作為社會利益代表的自我意象。第三個模式：商業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美國最強調此型，可以被視為是“刻意地追求經濟主義”，核心觀點是－集體協商優先，避開政治的糾纏。商業性工會鎖定市場，整合性工會關切社會，激進反抗性工會重視階級。列寧在“怎麼辦？”一文中，一再強調工會的任務必須是“自覺性”的“政治任務”，如果讓其淪為“自發性”的“經濟任務”，工會往往會變成只顧會員權益“工聯主義”導向的工會，而工聯主義的工會最容易引發社會其它階級行業的排斥，最後讓工會淪為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的防禦型工會，列寧為這類型的工會取了一個貼適的形容詞－“手工業式”的工會，批判這種仿中古世紀行匠組織的手工業式工會面對著現代工業化的社會，顯然會難以適應，且會被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淘汰！台灣的工會目前的弱勢，大家都很清楚它實在是比手工業式強不了多少，右翼政黨穿插在工會的力量不容小覷，但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對工會日漸強化的分解趨勢，工會對未來前途實應要有一個全面性的檢討與策略，驟然採行激進左翼戰鬥性強的路線，可能未及見到成效即會招來右翼政黨全面的撲殺，那麼如何來整合出一個未來的策略，可以藉由理查‧海曼（Richard Hyman）在“比較工會運動”一書中所稱的“工會主義”的幾何圖形來思索！【永恆的關係－市場．社會．階級】海曼認為：所有的工會都面對三個方向﹙社會、階級、市場﹚，作為受雇者的協會，它們主要關切點是制約「工資－勞動」關係：它們提供勞務和受領工資。因此工會無法忽略市場的存在。但是，作為勞工的組織，工會額外體現了集體利益和集體身份的概念，無論工會是否支持階級分隔和階級反抗的意識形態，它們都無法迴避作為階級代理機構的角色。”海曼認為工會主義的幾何圖形中三個永恆的面向是－“市場．社會．階級”，現代的工會因社會的發展及政治上的抗衡種種關係而發展出不同的風貌，海曼認為“實際現存的工會已經傾向於一種三個理念型中兩個對立者的混合體（contradictory admixture）。換言之，它們已經趨向於三角形的一個邊；在階級和市場之間；在市場和社會之間；在社會和階級之間。這些取向反映了具體環境，也反映了意識型態傳統。在尋求工會運動變革和挑戰的時代中，方向的重新調整會發生：具有工會主義幾何圖形上第三個面向（社會和階級之間）的工會運動，可能發揮比較大的影響力。” 海曼所謂的第三個面向－“社會．階級”其實也刎合了我們在上一章節所提，工會必須從脫除“工聯主義”的形態獲得新生，如果企業也講究“企業社會責任”極力爭取社會公眾的認同，工會就更不可以退守成手工業式的工聯主義。對此，列寧認為工會幹部在從事運動時應負擔起三個任務：“第一、應當設法恢復理論工作…第二、必須積極反對嚴重地腐蝕人們意識的合法“批評”。第三、必須積極反對實際運動中的混亂和動搖，要揭穿並且駁斥一切自覺或不自覺地降低我們綱領和我們策略的企圖。”但是列寧提此講話時，俄國正是左翼激進勢力正崛起衝擊著封建沙皇體制，所防範的皆是會妨礙革命的內部思想腐化與反動；台灣工會的處境與之相較許多相似之處，但對手卻是更強大－“前者是日薄西山的封建體制，後者則是方興未艾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就以反私有化運動而言，台灣工會的反擊顯然是瘖啞的、欲言還止的，過去工會提出民營化可能會流於“財團化”、“黨營化”的批判，雖然這些批判成功的讓社會與媒體接受，但這些弊端都可以在民營化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技術性的矯正，引發的是對執行手法的反省，而不是右翼政黨親資政策對勞工對公民社會的荼害；民營化政策最大的反動即在於－它是主張“政治服務於經濟”的，公共的利益可以在“效率”、“利潤”的大纛下被掩埋，而反民營化最大的說辭即在，工會是主張－“經濟服務於政治”的，現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所引發的兩極爭端－貧與富、公義與利潤、經濟發展與失業，正就是國公營事業等負公共利益之部門所要矯正的！【…我們怎麼辦？】 “台灣工會界大部分到現在還處於夢遊狀態：產業整併、企業業務重組、勞動條件下降的情況不斷加劇，即使正式的勞資協商機制（包括勞資會議、團體協約協商會議等）不曾間斷，但事實擺在眼前，事關更高層次的議題，比如私有化、企業合併等問題，是不會在勞資協商機制中與工會進行任何對話，可是這卻是影響員工權益最為重大的問題來源。若說勞資協商完全沒有路用，也的確有悖於事實，但只要資方關閉協商大門，工會又能怎麼辦？藉題發揮提出勞資爭議嗎？在資方各種野心勃勃的各種改造計劃下，不過是增加法務室業務的小石頭，在已嚴重失衡的勞資力量對比下來看，的確無足輕重。『協商』是要看實力的，迷信協商終將讓自己死無葬身之地。歐洲大部分的工會就是一個最好的範例，一直以為與資方妥協、維持社會伙伴關係、進行社會對話就可以獲得共識，贏得較優的勞動條件與薪資福利，卻忽略了歐洲二戰後的勞資和平，除了依賴工會堅強的實力外，經濟穩定成長加上蘇聯社會主義體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潛在威脅，都是促使資方妥協的關鍵因素。這幾項因素，目前台灣存在嗎？如果不存在，「社會對話」就只是自欺欺人、粉飾太平的工棍伎倆！”這是台灣立報94年1月2日2版左看右看專欄中，一位工社運觀察者對台灣近期工運的看法與披評，話是難聽但卻點中台灣工運當前的窘境，這不是我們當前的困難所在嗎？我們怎麼辦？從工會反民營化運動不利的處境可知台灣工會與台灣社會的脫節，已不是單純的“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即可喚起社會各階級的聯合，但勞動者最大的奧援還是存在於社會中，我們還是得從歷史或經驗或理論中去梳理出自己的策略與路線，如海曼所言工會可能需要強化運動的第三面向－社會．階級，目前唯有如此工會才有擴大陣線的可能…。首先、工會還是需要“團結”，團結隱涵著對利益與目的共通性的認知，這些共通性會擴展獨特與個別環境的知覺；團結是工會透過本身溝通、討論和辨論的內容過程，“偏見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正是工會團結議題動員的能力，但各個行業利益不同甚至有時可能是衝突，缺少工會間的溝通對話，每個獨特行業的工會就會形成如列寧所言的“手工業式工會”，一如中古時代的工匠行會，於是各個工會團結的邊境就形成了排斥其它行業工人的邊境，工團主義者一直盼望的「一個大工會」，團結力量大在這裡變成囈語，這也說明了愈是全國性或是大區域的工會其內部矛頓愈多，力量就愈弱的原因。在這方面可能需以涂爾幹的「機械連帶」概念來做這方面的補強，就是說在利益普遍性議題的爭取上，必須較多顧慮到弱勢勞動者的利益，團結式原則最醒目的見證之一是－那些從受好教育、高薪資且工作較有保障的勞工中，拔擢它們活躍幹部和領袖的勞動階級組織，卻支持給較劣勢勞工特殊福利的政策，如：包含明確平等主義的承諾、累進稅率政策、普遍賦予社會福利和服務的權利。二、“理論的堆砌”－這是台灣工會積弱最大的原因，來自國家一貫的反共政策，社會主義的論述被視為洪水猛獸，沒有理論的堆砌工會運動自沒有理想，運動只能是“自發性”的而非“自覺性”，見招拆招，而這正強化了前述團結的排斥，一個行業勞動者的獲利常隱含著另一行業勞動者的損失；列寧認為：“工人運動的自發的發展，就有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的傾向，…自發的工人運動也就是工聯主義的運動，也就是純粹工會的運動，而工聯主義正是意味著工人階級受資產階級的思想奴役。” 褪除階級專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會是社會多元性的膠合劑，但階級政治覺悟無法在工人階級內自發產生而是需要“從外灌輸”進去的，這一點考茨基在談到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新黨綱草案時就提及“…現代社會主義意識只有在深刻的科學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的確，現代的經濟科學，也像現代的技術一樣，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條件。…但科學的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並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生產出來的東西。”爭取與知識份子的結合，是戰略制高點的爭奪，挑動知識分子的歷史感、道德感、責任感，至少可讓資產階級少一分支持的權威！三、宣傳與鼓動：列寧認為宣傳是文字的，鼓動是口頭的，但它們都是“政治揭露”，不讓資產階級與其同謀者粉飾它醜惡的傷痕，讓勞動階級清楚到到他們同伴的痛苦遭遇和自己每況愈下的處境，列寧認為：“當工人還沒有學會對所有專橫、暴虐和壓迫事件有所表示時，工人階級的覺悟是不能成為真正的政治覺悟的。”又說道：“這種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是培養群眾革命積極性的必要條件和基本條件。” 正是在宣傳與鼓動的政治揭露上強化了社會與階級的聯節，社會其它階級由此得到了互通的訊息，清楚了資產階級與統治階級的伎倆與惡行。工會奪回意識型態主導權，形成主流的“輿論”。四、組織－組織是工會的生命，但台灣工會法上的“強制入會”，當時反共時代的背景是要全面列管工運，讓工運無秘密結社活動空間；這讓工會沒有了組織的煩惱，但也有了沒經歷組織的煩惱；因為工人要成為行動一致、目標一致的組織，勢必要經過焠煉與共識的凝聚，一開始或許是秘密組織，但經過團結、理論、宣傳，組織才能成熟蛻變戰鬥性政治團體－工會；反而這些過程在台灣經濟起飛後的私部門企業裡最常見，但都可惜是在企業關廠歇業時發生，自救型的工會有最強軔的戰鬥力，但卻伴隨著工人經濟的邊緣化，而讓它的政治性也降低。列寧認為工會組織應該：1.工人組織應當是職業的組織；2.它應當是盡量廣汎的組織；3.它應當是少帶秘密性的組織。列寧的工會概念是嚴密的、擴張的、聯合的，組織應當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委員會來領導，設置代表機關和專職人員來執行任務。五、跨國連結－資本主義在八○年代開啟了全球化的浪潮，工人間競爭也跟資本一般變得無遠弗屆，資本主義開啟這場新觀念戰役獲得初步重大勝利－西方共產主義的枯竭，以及1898年之後蘇維埃集團的瓦解，淘汰了傳統團結觀念中的一個參考點，也讓戰後社會民主依賴凱恩斯式福利國家的存在遭到懷疑。其實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也是波濤洶湧，殺聲連連，米歇爾．阿爾貝（Michel Aldert）在“兩種資本主義之戰”一書裡也提到歐美列強裡“萊因模式”（以德法為首）與“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以英美為首）在資本主義世界裡的對決，萊茵模式以超國家的歐盟為防禦堡壘，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則大喊地球村、全球化，尋找著突破特洛依的木馬。勞工在這裡如固守著一國之內的部門經濟主義，顯然無法無力去抵亢資本主義帶給勞動者的災難，但全世界的勞動者都感受到了壓力，統治者為了減輕壓力可能帶來的變動，發展出NGO（非政府組織）來消弭部份的壓力，但這不是工會運動的福音，因為很多的NGO是幫助資本主義消除矛頓，從根本上削除了工社會運動的動能。因此工會所進行的鬥爭應該是一國之內提升到國際，以為對位的因應。【結語】台灣一直在追尋經濟發展的路線與策略，也深信要成功必須付出代價，但付出代價的角色卻一直由弱勢者擔綱。如這次政黨朝野協商對勞動三法的修改，也是依循著這樣的模式，除工會法第4條（教師不能組工會）、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禁制罷工及冷卻期行業條款）外，其餘可能於本會期内逕付立法院院會表決，結果極可能是勞動三權進一步受到限制，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仍舊是採“抑貧助富”的策略，因為資本是會用腳來投票，而窮人頂多是拒絕投票；與此種心態相輝映的是近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聲稱－給富人更多自由，窮人生活會變得更好。在不加限制下，富人會有更強烈的動機帶動全球成長，這種成長「會像升高的浪，推起所有的船隻」。列寧說過：“自由是個偉大的字眼，但是人們曾經在工業自由的旗幟下進行強盜式的戰爭，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下掠奪勞動者。”人類一直都夢想改變世界，脫離需求匱乏的生活，但一直不清楚要改變成甚麼樣子，而這些人性的衝動卻一直被資本主義利用來做為改變其風貌的動力，只是做為弱勢勞動者最後防衛者堡壘的工會也應該想想，面對著這樣的詭變之局該“怎麼辦”？

[勞工議題]後工會主義的解體，但…我們該怎麼辦？／小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