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國公營事業存廢的對詰／左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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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議題

反市場的資本主義… 國公營事業存廢的對詰／左蚤

台灣的民營化政策在1989年重新修法再啟動，就一直引發有關“自由市場”、“競爭與壟斷”…等討論，阿扁總統在520連任後的某次講話中提及“國公營事業民營化進度嚴重落後…”，讓工會對於民營化政策是否會在年底因執政黨立委選舉過半後加速進行有了極深的疑慮，但華航的民營化卻因政府認為需要有代表國家的航空公司而叫停，又讓人產生了民營化政策是可以檢討甚或改弦易輒的想像空間…。雖然經濟鐘擺的左右運動，還沒有產生由右到左的逆轉，但伴隨著雷根、柴契爾政權的過去，顯然鐘擺從極右的高點已有向中間修正的趨勢，全世界大規模的私有化熱潮不再，甚至也有一些私有化後仍是經營不善的公司企業又悄悄回復以前的公營狀態。【右盪的鐘擺－自由市場】近代中迴盪在經濟理論中的二個主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前者是以自由市場為主軸，後者以計劃經濟為主流；兩者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道德上的對立，分別在於對「自由市場」的不同喜惡。它門之間的爭論，扮演了維護範式（paradigm maintenance）的角色，共同支持著「自由市場」的統識地位。兩者都犯了把資本主義世界中所謂非規管化（deregulation）浪潮視為推動自由市場的措施，以及視社會主義等同於壓抑各種活潑的市場，並將國有化\集體化視為反資主義的謬誤，因而不僅模糊非規管化和國有化\集體化的歷史功能和對社群生活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更可能墮進支持「自由主義」統識的共謀關係之中。回顧歷史可以發現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基本上是在市場不完全自由的情況下完成的；台灣奇蹟的發軔起始於五、六○年代政府一連串計劃經濟的推動，國公營事業投資於當時私人企業尚無力涉足的上游，而讓出了較無風險的中下流給私人企業，並配套公佈實施一些獎勵投資的法律條例，台灣的市場經濟毋寧是在特許與保護的情況下被建構而成的，「進口替代」是經貿保護主義的同義詞，經「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逐漸強大的私人企業仍舊受到政府獎投、免稅、低工資引進外勞、低價公共資源（水、電、土地）政策的保護，更進一步創造私人資本積累的空間－「私有化」政策的推行；華勒斯坦（Innannuel Wallerstein；1979：134）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正是生產因素（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的不完全自由。」台灣私人企業的發展是整個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縮影，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指出在19世紀以前，由於種種社會、宗教和傳統規範，資本主義發源地－歐美地區－的市場從來沒有全面「自由地」發展起來；弔詭的是歷史跟主流經濟理論相悖－長程貿易（國際間的貿易）並不是內部市場交換的合理外延，其最初發展的動機通常是“探險”、“劫掠”、“戰爭”…等，而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的形成是在各種超經濟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干預下（特別是政治權力的積極介入），才被創造出來的。布羅岱爾（Fernard Braudel）則指出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只是「自由競爭」的近似，「自由市場」從來都不是整個經濟的全部。布洛克（Fred Block）對美國19、20世紀資本主義經驗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到了19世紀中期，農業部門仍佔生產總值的60﹪（以附加價值計算），而在此部門的經濟活動中，不少是以自給自足的家庭經營方式存在，亦有不少是以奴隸或合作種植的方法來進行，市場競爭機制並非起著主導的作用；在製造業方面，小生產商是當時美國製造業的主要經營單位，生產活動則是透過外發（putting out）或外包（subcontracting）來進行，生產合約的價格並非由供需決定，而是由外發商與承包者透過集體商議，根據傳統的社會規範所決定。這是否只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市場發育還未完全成熟的過渡現象？20世紀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市場不完全自由的程度，今日並不比過去為低，只不過是以稍為不同的形式出現。最明顯的是女性生計活動（如家庭勞務），很多都不依靠市場交換來完成；此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及貨品勞務，很多是不以市場的方式來轉移的，如遺產和資本（包括教育費用），便佔美國淨財富的2至8成；而據世界銀行（WB）的估算，全世界約6成的工人、7成的老人目前仍需依賴家庭作為社會保障，再加上不能以市場價格來計算價值的禮物、自僱者的勞務、農民的非市場勞動，市場機制在發達資本主義地區的實質存在，恐怕十分有限。【政經巨獸－跨國企業的興起】這種非市場經濟活動的長期存在，顯示了「自由市場」的歷史界限，儘管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舊有」的「非自由市場」因素確實比以往顯著的減少，但「新」的「非自由市場」因素卻不斷湧現，其中最主要的是國家對經濟干預的增加。另一個重要的「非自由市場」因素便是「大企業集團的興起」，這些企業集團往往採用內部的資源調撥來取代市場交易，同時亦不惜並能夠忍受短期的損失以擴大自己的壟斷能力，結果是大企業集團的運作邏輯不單不依據市場競爭規律，更是反市場的。此外專業主義的出現，使市場的影響力（特別是服務行業）下降，因為專業服務不能單考慮市場價值，還得遵守特定的道德操守。相對歐美地區，戰後經濟蓬勃增長的東亞地區的市場不自由程度，亦絕不遑多讓。戰後台灣的公營事業在其經濟體系內的重要性，在所有「非社會主義」地區中可算數一數二，雖然台灣的公營部門自50年代以後不斷的收縮，但直至1980年，全台十大企業中仍有7家是公營的，而其中的6家規模最大的公營企業的總銷售額，竟然等於全台50家最大私營企業的總和（Wade 1988：47）。日本雖沒有龐大的公營企業，但其經濟在很大程度上為少數的企業集團所壟斷，日本的6大財團－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勸業－名下的企業的總資產、資本額和銷售額，在1970年上半年均佔全國製造業的30﹪以上；在貿易方面日畚9大商社1979年的銷售額佔全國商品生產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進出口額則佔全國進出口額一半以上（色文1990；101,94）。南韓情況亦類似，1984年南韓前10家最大財閥的總銷售額，相等於同年南韓國民生產總值的67﹪，可見資本集中程度（Amsden 1989；116）。事實上，日本、南韓、台灣等地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絕不比世界上其它資本主義地區為低，這些事實都剔破了「自由市場」促使東地區「資本主義」經濟快速成長的神話。【迷思的破除－自由貿易並非經濟增長的萬靈丹】「自由市場」的迷思很大程度源於將資本主義僅僅看成是一個「純」經濟制度，當中人的行為主要依據經濟理性原則行事，「經濟人」、「理性人」都只是一個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單向度思考，任何市場的形成都牽涉著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分配都會引來許多的干涉，如金融市場的開放會引進逐利的熱錢，逐利熱錢的湧入讓台灣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引發金融資產的泡沫，當熱錢退出泡沫破滅引發經濟蕭條，這些現象在亞洲一些開發國家一再出現，自由市場並不是一個單由理性選擇得以解釋的領域。當下流行的觀點認為「自由貿易」是經濟增長的靈丹，然而回顧歷史可以清楚的看到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只是偶發的特例，貿易保護主義才是常態。貝羅奇（Paul Baircoh）指出1890年到1913年是歐洲在整個19世紀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亦同時是保護主義全盛時期，相反的在19世紀歐洲貿易最自由的1870到1890年間卻正值其歷史上最有名的經濟大衰退；美國情況亦類似，在1870年至1914年間其工業增長速度極快的時段，當地政府是採取了極高的關稅政策。更重要的是，那些受保護最多的產業也正是增長率最高的（Ray 1993；343）。讓人爭議的的世貿組織（WTO），但不論贊成或反對，都傾向接受世貿的角色就是要推動「自由貿易」，未能擺脫將世貿當作為「自由貿易」推動者的迷思。世貿及其前身GATT訂定了四條原則，就是－“一視同仁、互惠、開放市場和公平競爭”，這些原則不僅互相矛盾，更往往與自由貿易沾不上邊，反而成為工業強國在弱勢國家追求別地的「自由競爭」的敲門磚。據一位曾在GATT工作的經濟學者指出，雷根政府的經濟政策所產生的貿易障礙，比其它工業國家高出三倍；同樣的柴契爾政權經過了17年的所謂「自由化」革命後，政府的公共開支與接手前一樣，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42.25﹪，所不同的是政府對貧困人口的福利支出劇減，而對大企業派發的「免費午餐」卻日漸增加。因此世貿在本質上只是一套規管國際貿易的機制，一套經由經濟學教條推導出來的規則，與實質的貿易是否自由無關；而世貿、英美等政權所鼓吹的「自由貿易」措辭，恐怕只是這套世貿要建立的新的國際貿易規管秩序的一個組成部份，為的是「合理化」這套秩序。【剝落的桂冠－自由市場的一些缺失】主流經濟理論典型範式是「自由市場」模型，支持者的論述任為其優點在於－“傳遞資訊、刺激技術創新、選擇最優組織、最大程度滿足個體私利…等競爭機制”，但這些優點在現實中的存在或實現卻是有限的，如：布洛克就認為企業的職工如依自由市場模式快速計算自己目前工作的價值，將產生“轉工”的現象，職工將把大部份時間耗費在找報酬更高的工作上；博蘭尼則認為經濟只是整個社會中的一個組成部份，是被“嵌入”社會之內的，自由市場導致一種“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自我調解的市場要把所有的東西（包括人、自然、金錢）轉化為商品，這產生的矛盾引發了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如勞工運動、環保運動）…。而自由市場最有力的說詞便是「自由市場機制」可以自動達到「對的價格」（right prices）從而使社會上的資源獲的最優的調配，布洛克以當代的外匯市場為例，論證了「自由市場」經常可以導致「錯的價格」，他指出自70年代初期開始，由於維護國際匯率相對穩定的「布諾頓森林制」（Bretton Woods System）的崩潰，國際外匯市場似乎正愈來愈接近理想中的「自由市場」，而市場中的買賣也愈來愈受到一群專業的「技術性貿易者」影響，他們根據價格走勢決定買或賣的方向。簡單的說當價格走勢往上並超過「移動平均價」時選擇買入，相反則賣出。然而問題是這些時技術性貿易者選擇買入時，卻不知道應該於何時賣出，因此往往直至市場上其它貿易者都覺得價格太高時，才會出現急劇性逆轉。而由於外匯市場的交易成本愈來愈低，加上技術性貿易有利可圖，所以外匯市場中有大批資金會流向技術性貿易，從而放大了價格上升或下降的趨勢，因此「價格過高或過低」（overshooting）的現象便會經常出現。這種系統地在理想中的「均衡價格」水平大漲大落的機制，使現實的價格差不多永遠不會是「對」的，這就像壞了的鐘，每天只有二次對的時間，這種所謂的「自由市場」又怎樣可以有效率地調配資源？（Block 1995：6-9）華勒斯坦認為「真實的市場價格由我們所謂的政治過程決定」的，這在台灣已開放的油品市場更是印證不爽，中油的油品雖處在開放市場但卻無法自己訂價，而正是經由政治訂價，有趣的是他的對手台塑石化也緊跟著這個訂價，雙方甚至因此被公交會處以數百萬罰款，而政治訂價的理由竟是「穩定物價」，表明了不但油品的價格是被政治決定的，而市場其它的流通物價也是經過某種轉折而被政治決定的。「自由市場」模型只是一個終極的目標，但其理論本身並沒有處理如何才能達到這種理想境界歷史過程，亦沒有探討這理想目標能否達到。然而奇怪的是，對於深信社會制度是人類「理性選擇」結果的「自由市場」信奉者，為甚麼不能接受現實社會中不完全自由的市場，亦是某種「理性選擇」的結果，卻仍然要不斷鼓吹「自由市場」的教條？吊詭的是，在現實的歷史資本主義當中，「成功者」往往是那些能夠成功地擺脫市場競爭約束的壟斷商人，「失敗者」才是被迫要活於激烈的競爭之中的工人或農民。布羅岱爾指出－“大工業家、跨國企業、大財團等在資主義世界中的成功者，所依據的主要是政治和軍事力量緊密結合而獲得的壟斷位置，避免相互之間的競爭導致利益受損”；另一方面，這些攏斷者為了能壓低成本，往往想方設法令位於資本主義世界下層的勞動者相互競爭，破壞他們的團結，使他們在無可選擇下接受極低的收入或工資，這就是布羅岱爾著名的資本主義就是反市場的論斷。（Braudel 1982；443,623-631）【別鬧了！－問題出在經濟】華倫斯坦把布羅岱爾關於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討論所隱含的政治含義，以直接明快的方式表揭示出來，他認為布羅岱爾視資本主義為反市場的制度的看法，「改變了現代世界左翼、右翼政治鬥爭的含義」。事實上，「一切壟斷都是以政治為基礎的」，換句話說，「國家干預」是資本主義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與此同時，國家調控價格往往能夠保障競爭，相反地非規管化的意識形態所起的效果，卻是「根除競爭」，因此問題不是國家要不要干預，而是「誰將是國家干預的直接受益者」，以及現實存在和可以追求的是一種怎樣性質的國家。台灣政黨輪替，標示著與過去執政黨走不同路線的所謂群眾政黨當政了，讓人失望的是其在經濟主張竟跟過去一樣，除了極力照顧私人企業外，還是主張民營化政策，主張理由是威權體制下容易產生黨庫通國庫的流弊。但執政黨的更替已改變了這個流弊，執政黨所要考慮的是在面對台灣經濟發展飽和的狀況，如何調整出一個更富生產力的生產架構，對此複製過去成功的經驗再去蕪存菁不失為一條值得參考的路線。黃仁宇教授對中國在1800年未能與歐洲列強同搭經濟起飛列車的研究中指出，就是因為中國當時未能進行「數目管理」，當時閒散的市場未能有效累積資本；而這一缺憾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中得到有效的填補，中下游的小型私人資本搭配著上游的大型國家資本，政府正是由上游進行了有效的數目管理，不但國家有了操控能力，因風險的分散也調動了小生產者的生產意願。民營化政策自修法再實行已有一段時間，這期間有不少討論－對失敗的民營化案例（中石化、中工等）、民營化政策對現行經濟發展的影響…等，國家現行的經濟政策不應定位在政府財政缺口的彌補而一味採行民營化政策，而應是考慮如何實現政府對現行經濟的調整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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