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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議題]中國無痛改革與俄羅斯的大躍進-非線性的經濟改革/小野勞工議題

中國無痛改革與俄羅斯的大躍進非線性的經濟改革/小野

「市場意味著自由、開放、接觸另一個世界,它代表著改弦易轍。」 歷史學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在談到中世紀歐洲市場的崛起情景時如此形容市場。而這種說法也適用於國家進行民營化政策的情形,但改弦易轍是否就意味著未來必定是光明與快樂?對歷經變革的許多人來說,那是個痛苦的過程;如何才能在不致引起太大痛苦下,矯正「過度管制」經濟所產生的無效率現象?         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opher)主張採用經濟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你應該把經改革視為跨越深谷,幾小步是辦不到的,只能一躍而過。但震盪療法嚴重低估了改革任務的艱巨,IMF(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及WB(世界銀行)開給要求經援的第三世界及開發中國家的條件,常是要求它對其國內經濟採取震盪療法,結果多數遭致了慘烈的失敗,借貸國無條件的民營化加速了國內經濟惡化,經援並無法起死回生經;經濟是個複雜、難以預測的體系,震盪療法跟管制型經濟一樣,都假定了經濟管理是相當容易,輸入甚麼必然會得到輸出甚麼,而真實的情況是-設計整體經濟時,你不知道自己將往哪裡去,也不知道要如何到那裡。         中國的經濟成長近年來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但中國並沒有將國有企業民營化,仍由國家控制,一直到1990年代末以前,民營化的措施做得很少,但中國確實有調整國有企業的結構,調動生產力的成長。這些國有企業在多種誘因刺激下,顯著改善了生產力,如-政府允許企業保留一些利潤,用於發放獎金給員工、辦理住宅補助和醫療保健等福利,以及投資新廠房和設備;經理人的薪酬依企業的績效而定;有些時候,它們必須存入一筆保證金,萬一經營欠佳,保證金則會被沒收;經理人可以自行決定生產甚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也可以發放獎金給員工;企業引進聘用經理人的新方法,經理人的人事異動也很高,這麼一來,更優秀的經理人才便能獲聘…。由於誘因增強,組織改善,到了1980年代末,國有企業的無效率現象遠低於從前,對中國經濟的成長做出了貢獻。         中國經濟的成長不是實施國有企業民營化,而是刻意成立新企業。這些新的製造企業雖然在一開始沒沒無聞,但成長卻很快,12年內它們的產量即佔工業產值的一半。但這些企業採用新穎的組織結構,大部分不是私人企業,而是設在農村地區,由村級政府經營。它們的所有權很模糊,而且沒有明顯的殘餘報酬權,缺少制衡企業的常見工具,例如不由股東控制,也不必怕遭人收購。對我們習以為常的思考方式來說,這些企業根本無法運作,然而它們卻是運作得很有效率。儘管它們屬於公有,但卻置身於競爭激烈的產品市場,必須靠效率才能存活下來。         表面上,村鎮企業是種奇特的企業組織,計劃經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採行公有制,然而弔詭的是中國脫離計劃經濟之路,到頭來竟是創立了更多的公有企業。鄧小平回顧中國大陸頭八年的改革時說:「農村地區各種小型企繁榮滋長,就像不知從哪裡冒出一支奇軍,新成立的村鎮企業快速成長,是我不曾想過的…。」這些新企業可說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唯一最重要因素。它們是中國改革的動力和經濟成長的首要功臣。它們創造就業、供應必需的消費性產品、吸收運用存款、結束國有企業獨佔的工業,因而強化尚未成熟的市場經濟。鄧小平承認,它們的成長「不是我們中央政府的成就」,改革派並未能預見其本身改革的最重要特色。         中國村鎮企業的成功凸顯了任何深層經濟改格計劃的單一最重要特色-成敗難料。轉型無從規劃,因為無法事先知道哪些政策會奏效,中國經驗指出改革應該讓解決方法由下而上的浮現出來,且必須願意接受與先入為主的觀點不符的嶄新解決方法。震盪療法常趨於失敗,正是在此點上得到證明,因為它正是先入為主、由上而下的解決辦法,這在同是共產體制下的蘇聯、波蘭經改失敗事實上得到印證。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大力改革它的國有經濟體制,選擇了「躍進式」的震盪療法,主要包含了三部份-平衡政府預算、解除價格管制、國有企業民營化,俄羅斯的民營化計劃是由總統下令執行,由於需要快馬加鞭,震盪療法繞過辯論和從長計議的民主程序,借重大量的外國顧問師、律師、經濟學家、銀行家,進行國有企業民營化;1992年元旦,俄羅斯政府廢除了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管制,1992年10月到1994年6月,國有企業以發放憑證給公民的方式實施民營化,2/3的俄羅斯工業(約15000家企業)在資產移轉後,頓時改為私有,企業經理人與官僚使用巧取豪奪的方式將分散的憑證集中(這成了日後惡名昭彰的新型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美國甚至還提供了23億美元的援助,但俄羅斯的經改卻是失敗的;1997年一次全國性的民意調查中,70﹪的俄羅斯人認為民營化政策對俄羅斯的未來有「壞」的影響。         在俄羅斯,政府控制著過程,或者試著要這麼做,而在中國,政府大致上消極無為,它主要的扮演角色是廢除各項禁令,它讓經濟運轉的舊機制留在原地,並且允許人們以舊機制為基礎,建立新經濟。同樣的走上改革路,不同的做法導致了成功與失敗的兩極例子。中國的成功告訴我們,經濟的轉型不必同時把每件事情都做對,一時權宜之計讓企業有時間實驗、尋找適合自己的路。         我們回頭省視我們的民營化政策,不難發現我們的政府官員們相當迷信震盪療法,認為國有企業只要民營化就會好,就會對整體經濟有助益;在這點上我們必須指出「如果有可能規劃改革,那也就表示有可能規劃經濟」,從計劃經濟到運作良好的市場的最快道路,不是瘋狂地拆毀舊機制,再從一片空白做起,並且執行由上而下的改革。除非我們要建構一個全然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否則就應保存適度的國有企業以防止市場失靈,但必須調動起國有企業的生產力,絕不能讓它成為人民財稅的補貼黑洞。在這點上,中國經驗可以提供一些想法與做法-廢除法律的束縛、自負盈虧、選擇適合本業的經理人…。         俄羅斯政府在蘇維埃解體之初,認為除了在所有的陣線快速挺進外,別無選擇。負責改革大業的副總理邱拜斯(Anatoly Chubais)說:「漸進法無疑總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像當一個國家俄羅斯這樣,面臨立即崩潰的危險時,則另當別論。」但於今日俄羅斯經改失敗,經濟面臨全面崩潰之際,想必邱拜斯對當初的選擇後悔不已,因為他跟許多的西方的經濟學者一樣,將經濟體當成一部只有輸入端與輸出端的單純機器,他並沒有讓經濟改革選擇適當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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