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別鬧了！我們要的是經濟，不是政治口水…第三條路－混合型經濟／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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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議題

別鬧了！我們要的是經濟，不是政治口水… 第三條路－混合型經濟／小野

1922年俄羅斯處於共產主義崩解後的廢墟中，政府突然放手不再管制經濟。幾年後，邁向市場經濟的進程掉入泥淖，國家處境悽慘，有一則笑話流傳在莫斯科的街頭：問：在共產體制下，換一只燈泡需要多少人？答：五個人，一個人握緊燈泡，四個人轉動他站的桌子。問：那麼資本主義中，需要多少人？答：一個也不要，市場會自行處理。俄羅斯人如此挖苦市場，凸顯了一個要點－雖然市場能做很多事，卻沒辦法自動做事，不去幫助它們，市場就沒辦法處理事情。在自然世界裡，極端的狀態是沒有辦法常存的，經濟體制也是一樣，純粹的計劃經濟或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都是在極端的意識形態下所產生的，歷史證明了兩者都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的弊端，有時甚至是壞處多於好處。自由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就是濫觴的自由主義，說其濫觴是因自由市場經濟主義者是對自由主義隨意取捨，並將之喬裝成市場的上帝。自由主義裡的「多元化自由原則」對經濟體制的主張其實是不定型的，它認為在一個經濟體制裡如果施行自由市場符合全體大多數人的利益，那麼就實施自由市場經濟以追求全體的最大幸福，這原則對計劃經濟或混合經濟亦然。如今的自由市場經濟主義者煽情地大談市場中看不見的手，渾然忘卻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社會主義襲捲整個世界的最主要成因就是－自由市場經濟挾著近代的工業化，加深了對人的剝削。在各種經濟體制裡都有市場的存在，只不過是市場影響經濟成長的程度各有不同，計劃經濟的市場是受到國家強力的干預，自由市場則是放任自由，由所謂的「競爭意識形態來主導」，由「供需原則」來調節，但其實也不盡然，由製藥業的市場取向來看，其調節原則是「利潤」，自由市場經濟受人非議的就是它的金錢取向。 20世紀末襲捲全球愛滋病，全球罹患AIDS的3,300萬人中，有2,300萬是在非洲，每天平均有5000名非洲人死於愛滋病，抗逆轉濾過性病毒藥物（antiretr oviral drugs）已經研發成功，在1996年到1998年美國的愛滋病死亡人數減少70﹪，這種藥物的訂價約為生產成本的10倍，一年份劑量價格高達一萬美元到一萬五千美元，這對非洲並患來說是付不起的天價，只好眼睜睜看著死亡奪走生命。但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其它方面，美年在貧窮國家奪走數百萬人明的可怕疾病－瘧疾、昏睡病、利什曼病、結核病，以供需原則來講，這些疾病對製藥業來講應是個廣大的市場，但事實投入的研究與生產的廠商少之又少，因為開發出來的藥，窮人買不起，因而缺少生產誘因，但在此同時卻有龐大的金錢投入禿頭、陽痿的研發生產上，依紐約時報的報導，用於治療昏睡病藥物依氟鳥氨酸（eflorn ithine），可說明製藥業者愛傅嫌貧的心理。研究人員在開發一種抗癌藥物過程中，無意發現依氟鳥氨酸有治療效果，其效果很好被稱為「復活藥」，但就因為患者多為窮人，沒有利基而停產，最後發現依氟鳥氨酸可以防止婦女臉毛的生長，可以拿來做為面霜，這才再度引起專利人的興趣。由於美容保養上的用途，依氟鳥氨酸又開始生產。開發指向解決富人儀表上美容上的苦惱，卻忽視奪走窮人性命的疾病，對此製藥業者並不赧顏，夸夸而言他們對股東的義務，自由市場經濟最為人詬病就是這類的「選擇性忽視」，而這種忽視卻又常是涉及公共利益。英國柴契爾政權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但經濟結果並不如當初所宣揚的燦爛，反而是私有化後的企業（鐵路）事故頻頻，付出慘重的社會成本，民眾開始緬懷以前左傾路線下的生活，這導致了工黨布萊爾的執政上台，布萊爾宣稱將帶領英國實施中間偏右的第三條路，暫緩了私有化政策，由其理論指導的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籌劃的第三條路經濟型態來看，就是「混合經濟」。中國力行多年的計畫經濟在鄧小平南巡後進入了轉型，國家對企業經營採取「抓大放小」的方式，部份國有企業被私有化以追求經營績效，釋出私人資本的介入空間，直到今天大陸被稱為世界工廠，中國經濟對全球資金起著「磁吸效應」，熱錢滾滾而來，讓中國大陸經濟維持著高成長率，中共雖自稱其為新創的「公有制商品經濟」，但其仍是不脫「混合經濟」的架構。混合經濟的效率比私營企業經濟高，混合經濟制提供政府再分配社會財富一個更大的可能性。在受市場不完全性困擾（如壟斷型私營企業引起的生產短缺）的產業內建立國營企業，會比私營企業制更接近最優狀態的模式和生產水平。支持的學者認為－國營企業可以解決因「收益遞增」和「外部經濟效應」所引起的問題，建立且「適當」經營一批公有企業，並且採用私有企業的部份良好政策，其社會消費情行遠比純粹的私人企業制度中更令人滿意，因此政府「應該負責」發現和創造最優的公共和私人的混合投資組合趨勢。混合經濟實際上也許並不像私有制經濟制那樣令人滿意，據John R. Freeman的說法，是因為： 1. 很難有效提高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 2. 公共投資不容易決定適合的「社會貼現率」。公共投資採用貼現率來估算未來的回報率，自由主義者就偏向貼現率應該是社會時間偏好率和市場時間偏好率的平均值。在不完全的資本市場，連私營企業也無法計算各種投資現值，保證自己不受所有類型風的影響，同樣的，它也無法提供政府擬定有關適當的社會貼現率範圍的足夠資訊。 3. 由於缺乏完全的資本市場，也讓國營企業的決策變得更複雜。資本市場通常不願為長期而帶風險的投資提供融資，雖然創新帶來的高利潤卻常是企業景氣循環的主要動力，但創新的高風險，非一般私營企業所能負擔。 4. 國營企業實際決策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立，也讓政府無法推行最優政策。官僚體制的弊端，其實公民營企業都有，在國營企業上部分可能來自「軟預算」、強加的政策性負擔等。 5. 國有企業的股票通常是不可買賣的。除非施行私有化制度，否則公有企業股份的轉讓相當小，雖說國民能以移入或移出某個行政管轄區來表示對其管理績效的滿意度，但這對公有企業產生的影響相當微小，而且國營企業被兼併的可能性小。 6. 對國營企業管理者來說，勞動力市場並不一定產生像私人企業制度中存在的效率刺激作用。國有企業的工人可經由罷工、集體協商來與事業單位談判，常常拉高勞動條件，造成工共企業回報率的降低，進而造成同類企業生產成本的增加，這就是所謂的「威靈頓－溫特效應」。但整體來講，混合經濟的確比自由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效率要高些，它在避免市場失靈上有著無可諱言的功效，讓政府有能力、空間來進行適度的干預，也不致走上威權的國家主義。在2004年台灣的總統大選上，我們聽到的新中間路線，竟是所謂的「不統不獨」，統者是指向中國靠攏，台獨則是右傾，如何來此分野與定義？也許阿扁當選後對改良勞工政策的白皮書跳票了，這次再也矢口不談，在失去理想性的主張後，大選變成了兩黨互扯爛污的大賽，掀起蓋頭來仍是親資的黑金本色，讓人懷疑「政黨輪替」的真義何在？在此，我們呼籲勞工朋友，不要過度汎政治化，我們必須提出我們的訴求，尤其是針對帶領台灣走上純自由市場經濟的私有化政策，請兩黨別鬧了！我們要的是經濟，不是政治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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