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責任
劍知
壹、前言
企業經營者有別於一般的個人，不是單純以創造利潤為本位，尚有其崇高的理想及使命，因此其所擔負的責任，絕非等同於普通自然人的你我而已，毋寧法律上課以其更重要的社會責任。
企業經營者創造利潤，本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企業經營有其特殊的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比起一般人僅僅對自我自由意志下之行為負責，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此與民事法律責任，可以說迥然不同，必須加以分辨清楚。
民事上的法律責任，只是重在消極性的損害賠償，而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責任則不然，貴在積極地與消費者互利共生，以期相互協力，共創更美好的人生。當然，所有的企業莫不重視營利，不同的是一般企業以營利為本，專注於社會責任的企業則不然，以落實社會責任來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貳、企業社會責任在中油的實踐
民國96年間，爆發54.5K漏油事件，本公司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肖之徒為了盜油，本身卻沒真本事，除了挖破中油的油管之外，竟然沒有能力加以善後，坐視挖出來的油，流入民間養殖魚池塘中，導致養殖漁民們損失慘重，而紛紛向中油索賠，中油頓時淪為最大的受害者，受害人兼賠償義務人。
彼時陳寶郎總經理總覺得不對勁，本來中油就是最大的受害者，為什麼還要賠償養殖漁民們的損失，這難道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嗎？按照陳寶郎總經理的想法，既然中油本身就是受害者，那麼養殖戶的魚群損失，必須責成盜油者去負擔，跟中油沒有任何的關係，其實這也是絕大多數人直覺的想法。總之，盜油者才是真正的加害人，絕對不容置身事外！
不過，如此處理問題的方式，根本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盜油者本身固應受到嚴懲，絕對不宜寬貸，當然不能讓彼等逍遙法外，對於哀哀無告的受損漁民們來說，此舉非但無助於問題的化解，反而平添他們的痛苦，畢竟漁民們手中的資源及籌碼有限，縱使採取法律的手段，大家集體向盜油者求償，到頭來恐怕效果十分有限，反而花下去的訴訟費與律師費血本無歸。
須知盜油者都是亡命之徒，要錢沒有，要命一條，而民事官司碰到身無分文的被告，縱使打贏了官司，勝訴的確定判決書也等於廢紙一張，因為被告毫無財產，對之無法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不啻空歡喜一場！
叄、企業社會責任之理性思辨
上述陳寶郎總經理總的顧慮，其實也是社會大眾的共同懷疑，為什麼同樣是受害者，中油卻要對受害者賠償的道理何在？總要「說清楚、講明白」不可，否則難免予人圖利他人的感覺，須知冤有頭、債有主，因盜油者本身的「技術欠佳」，連帶殃及中油管線附近的池塘遭到汙染，這究竟跟中油有甚麼關係？
表面上，確實沒有關係，但是印證於實際狀況，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容等閒視之！基本上，中油管線行經中山高速公路54.5K路段之附近，難免引來為非作歹者的覬覦，此乃必然的現象，何況以地下油管輸油，其成本實在遠低於以油罐車來輸油，而且安全性也比較高，因此對於石油業者來說，都是以採取管線輸油及輸天然氣的做法，既安全又便宜，何樂而不為？
既然中油利用54.5K周邊之土地，以油管來輸油謀取經濟上利益，從而導致不肖之徒誤走偏鋒的結果，造成當地民眾的財產損失，必須有所回饋與補償，唯有取之於社會，而用之於社會，才是正本清源之道，中油對於盜油本身不宜視若無睹，務必挺身而出，就漁民的養殖魚實際損失，給予實際的補償才對，這在國外的法律文獻，早已是汗牛充棟，足堪國內借鏡。
依照我國民法第一條之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其實外國的法律與學說，以之搬到中華民國來，就是中華民國法理的一種，況且中油對於所有安全性有疑慮的事項，莫不已經向保險公司投保，因而補償漁民的損失，還是可以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保險公司於理賠之後，以其責任風險提高緣故，日後的保險費未免為之墊高。
無論如何，企業社會責任的精髓所在，就是不能增加在地居民的不安全感，尤其中油是把油管當成生財工具之一，那麼對於油管所帶來的不虞風險，顯然礙難若無其事地不聞不問！
肆、捐贈新冠疫苗的企業，發揮企業社會責任之典範價值
新冠疫情嚴峻之際，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開風氣之先，申請採購500萬劑BNT疫苗來台，但遭行政卡關，仍然鍥而不捨，親自督導500萬劑BNT疫苗來台，這正是以蒼生為念，讓此計劃仍在進行中。
試問：鴻海集團與新冠疫情有甚麼關係？郭台銘的企業經營完全與之無關，但是郭台銘還是要跳下來，為了捐贈新冠疫苗，不惜出錢出力，重點在於樹立企業的良好形象，為下一步的企業擴張鋪路，蓋能施才能有所得，郭台銘看準了這一點，而花下巨資做公益。
民間團體會辦事，許多政府辦不來，甚至搞砸掉的事情，只要民間團體正式出面，便游刃有餘而輕易搞定，哪裡像政府單位那麼顢頇無能。舉個淺近例子來說，2021年五月中旬，國內疫苗用量吃緊，各地方政府紛紛祭出自救措施。
不過，嚴峻疫情當前，攸關全體台灣人的健康福祉，實在沒有必要那麼諱疾忌醫，反而可以坦蕩蕩地面對事實，500萬劑的BNT疫苗，確實是郭台銘個人捐贈的，此點真的假不了，從而帶動了潮流，緊接著台積電與慈濟接踵其後，這是不爭的事實，帶動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之先聲。
本來，經營者與消費者互利互補，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多數的企業界，總是以為企業之所以賺錢，乃是藉由企業家本身的努力奮鬥，才有日後的豐碩成果，反而疏忽了任何事業的成功，絕非少數人的殫精竭力而有以致之，主要還是要靠群策群力的成果，此乃不爭的事實。
畢竟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必須仰賴全民的共同奮鬥，才能真正終底於成，單槍匹馬絕對成不了大事。企業無法單打獨鬥，必須與整體社會有效的溝通，進而從事良性的互動，從而對社區民眾有所回饋。如果企業自外於當地居民，勢必淪為眾矢之的，陷入失敗的企業，無法在今日的世界大幅成長，遑論造福當地的居民。
伍、企業經營者社會責任的內涵
企業對社會負責的面向，主要有下列兩種種的內涵：（一）對於股東（share-holders）之責任，（二）對於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之責任。對於股東之責任，是為刑法第342條背信罪規範對象；而後者正是企業之社會責任範疇，至於所謂的「利害關係人」，包括企業內的所有員工，以及企業外周遭的社區與人群，甚至於涵蓋其供貨商與消費者團體等，在在均與其利益息息相關，不能漠視彼等之存在，而不惜置之不理。
正因如此，企業絕不是單純靠著本身的經營管理能力致富，毋寧依賴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群之通力合作，才能創造輝煌的業績，據以達成永續經營目標。似此理念架構下，企業不能視賺錢為理所當然的事，而務必考慮到本身的社會責任。一旦爆發公害事故，企業不該以自己並無故意或過失，而企圖撇清本身的責任，畢竟企業若無故意或過失，只是其責任較為輕微，猶無從撇清責任。
換句話說，企業跟當地的社區是一體的，彼此命運與共，構成命運共同體的關係，一旦企業爆發工安事故，在地的居民首當其衝，乃是必然的現象，所以企業離不開當地的社區，雙方上下一心，企業殆無可能獨善其身，唯有與社區居民同心協力，才能利人利己，據以創造雙贏的局面。
陸、企業經營者社會責任的實際運作
法律實務上，法律諺語有所謂的「損益同歸」（He who has the benefit has also the burden.），即中文「利之所在、損之所歸」。例如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特別規定僱用人就受僱人執行職務的行為，與之對受害人共同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主要原因在於僱用人（老板）之所以賺錢，乃是由於受僱人（員工）的努力付出，而有以致之。那麼萬一員工幫老板賺錢的時候，而不小心侵害別人的權利，則老板應該與員工共同對受害人負連帶的賠償責任。
舉一個最為簡單的例子，若是台塑公司的司機某甲，開車載著其董事長某乙到處去視察該公司的業務，不幸撞傷路人某丙。此時台塑公司是靠著司機某甲的提供勞務，俾替台塑公司董事長服務，以創造更佳的業績。準此，台塑公司面臨此一情況，便無法規避責任，務必與司機某甲共同對受害人某丙，負侵權行為的連帶賠償責任。也就是說，受害人的某丙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並且以台塑公司與司機某甲，兩者做為「共同被告」，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此外，又如民法第373條前段危險負擔的規定：「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原因無他，正如「銀貨兩訖」，雙方點清買賣標的物之後，則其利益及危險，當然理當各自承受負擔。比方說顧客到金飾店，購買當今喧騰一時的蒂芬尼（tiffany）鑽戒，沒想到一拿到蒂芬尼鑽戒，尚未走出金飾店的大門，消息傳來蒂芬尼鑽戒大跌，也只得默默承受，不得要求予以退貨；反之，倘若蒂芬尼鑽戒大漲，店東亦不得反悔不賣，主張原價買回。
同理，民法第1148條前段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即所謂的「概括繼受」是也。換句話說，繼承人不能只挑出有利於己的部分，來加以繼承；至於不利於己的部分，則故意不予以繼承，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而且如此一來，亦顯然非常不公平，實在不合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義。當年桃園縣長劉邦友不幸遭到槍殺，債主紛紛上門，而積欠劉邦友債務者，統統避不見面，由於劉邦友的第一順位繼承人—配偶與子女，不諳法律的緣故，未在期限內向法院辦理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之程序，遂共同揹負新台幣三億多元的債務。
不過，現行民法繼承篇已經全面改採限定繼承的制度，類似劉邦友妻子兒女所面臨的困境，今後不會再度發生，並此敘明。
上述說了這麼多道理，其實原理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權利、義務相伴而生，於享受權利的同時，必然有其相對應的義務。固然，企業以營利為主要目標，但是在其營利的過程中，難免會帶來社會污染方面「公害」，而這些社會公害，並不應責由特定的個人，去「無怨無悔」默默地加以承受。曩昔稅法尚未調整規定之前，許多公司的總公司，往往設在台北市，而工廠卻設在高雄市，於是稅收全由台北市收取，至於工業污染卻責由高雄市承擔。進而引爆「沒有享用雞蛋，徒然收到雞屎」的不平之鳴，誠然不甚公平。
柒、「股東價值」與「利害關係人價值」的區別
懍於上述的體認，雖然公司是由股東所組成，但是一家公司的茁壯與發展，絕對需要群策群力不為功。準此，除了重視「股東價值」（share-holders’ value）之外，同時更應該對於「利害關係人價值」（stake-holders’ value），寄予高度的重視。唯有如此，才能細水長流，創造公司最大的利基。畢竟廣大顧客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若無消費者對中油品牌的忠誠，並且大肆採購中油產品，就沒有辦法創造公司的利潤；至於社區民眾，假設沒有他們充分的配合，公司的一舉一動，便顯得處處窒礙難行，所以我們要極力敦親睦鄰，以期做個左鄰右舍的「好厝邊」，其中關鍵因素在此。
再者萬一不幸爆發公害事故，鑒於其影響的層面極為深遠，欲求受害的社會大眾，善盡其「舉證」的責任，不啻強人所難。因為訴訟實務方面有句名言：「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負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往往必須承擔敗訴之苦果，這對公害受害者來說，非常不公平。有見及此，晚近並世所有的文明國家，莫不針對公害事故的法律責任，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採用所謂的「結果論」。縱使生產的廠商，沒有任何的故意或過失，仍然應該對受害大眾及員工負責。如此一來，民眾只要具有受害的事實，毋庸負舉證之責，即可順利向製造污染的廠商，請求損害賠償。
其中最為典型，又最令人髮指的例子，莫過於桃園市中壢地區的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汙染案，除了造成RCA工廠的多名員工，不幸罹患癌症而死亡之外，同時該廠及其鄰近地區的地下水，也徹底遭到汙染，儘管法律訴訟一一獲得勝訴的判決，仍然無濟於事，號稱國際知名的大廠商，居然未經污水整治過程，卻把大量的工業廢汙水，直接往該廠的地底下倒，形同一場生態浩劫，堪稱殺人不見血，泯滅天良無底線。
捌、公害事故的法律性質
這是因為公害事故的法律性質，與普通的民事責任有別。一方面，公害事故的原因事實比較複雜，同時與造成損害之間的「相當因果關係」，礙難逐一確認清楚；另一方面，公害事故的受害者，動輒屬於「不特定的多數人」，因此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確實有其實際需要。
換句話說，縱使造成公害事故的企業經營者，本身並無任何疏失可言，譬如中油遭到盜油，原本自己屬於「受害人」，仍然須對被污染的一方當事人，負起法律責任來，此乃基於企業的社會責任使然，實在屬於無可厚非的事情。是以爆發公害事故之後，那麼無辜受害的民眾們，毋庸證明企業經營者具有故意或過失，便能逕行請求損害賠償，堪稱最為經濟實惠的處理方式。
大凡遇到公害事故，依照公害糾紛處理法予以解決，而公害糾紛處理法相對於民法，乃是民法的特別法。遇到普通法與特別法牴觸的情況，特別法的效力優先適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參照）。至於所謂公害，乃指因人為因素，致破壞生存環境，損害國民健康或有危害之虞者（參閱公害糾紛處理法第2條第1項前段）。而所稱的公害糾紛，則指稱因公害所造成的民事糾紛。鑒於公害糾紛處理法，屬於程序法的性質，規範公害糾紛處理之程序，其內容鮮有關於實體法的規定，因此尚須另外參考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水汙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之規定。
誠然，一旦發生公害事故後，許多不肖的民眾每每趁火打劫，根本自己沒受到公害事故的損害，竟然恬不知恥地要求事業單位，給予高額的賠償，簡直是漫天要價。碰到類似的情況，除了秉於依法行政的原則辦理外（行政程序法第4條參照），不妨訴諸法院的判決，或是依據公害糾紛處理法，透過縣市政府調處程序，如果不服其調處決定，然後再經由環保署的裁決程序，可說是一種比較具體可行的合法管道，筆者實際處理過類似的案件甚多，結局大致圓滿，足供參考。
玖、結論—企業經營者必須看得深、想得遠
俗話說：「人及服務，誠摯地面對未來世界，允當奉為我們持續不懈的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