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私有化奪取式積累的尖端／編輯室

石油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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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台灣開始向開發國家行列的逆流之旅，許多法律、公共基礎建設無不著眼於經濟發展，養成了大大小小資本家，凡事向錢看的習慣造成今日多氯聯苯、塑化劑、毒油事件可說是必然結局，無需大驚小怪。大的資本家貪、小資產階級也不遑多讓，許多當初藉口油電漲價猛飆的物價，隨著油價節節降價也不見絲毫下跌，台灣在新自由主義薰陶下，已然成為不折不扣的貪婪之島。政府要出來管制? 那是癡人說夢，政府不為剩餘資本如此尋找積累空間，你要它資本外移? 民營化說好聽是找回市場機制，但更大的目的是替過多的剩餘資本尋找出路，許多國家的公有事業民營化後，都是淪落得更糟糕，人民不獲其益反受其害。政府不是不知道，它有外部及內部壓力，藉口就是靠民營化來補財政缺口，果真缺錢，又何苦賤賣? 結果造成更多的失業，消費、生產更不平均，愈加遠離發展經濟的原始目的。 ●新自由主義的濫觴做政治經濟學說的新自由主義，可以回溯至1930 年代晚期。新自由主義強硬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超出保護私有財產安排、市場體制和企業活動的一切積極政府干預形式，它起初是孤立且備受忽視的一套思想，於1940 年代期間，由海耶克(von Hayek)、密斯(Ludvig von Mises〉、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巴柏(KarlPopper) 等人，積極塑造成形。海耶克以其先見之明預言，新自由主義觀點要成主流，至少還要經過一個世代。從支持的企業募集資金，並設立排他性的智庫，這場運動在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產生了一個穩定但持續擴大的分析、著述、辯論和政治立場聲明的潮流。但是當時的主流依然認為它大體上無關緊要而予以摒棄，甚至加以嘲弄。只有在1970 年代，過度積累的普遍危機變得非常明顯以後，這場運動才被認是凱因斯理論及其他偏向國家中心的決策架構以外的可行之道，而得到重視。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了抨擊英國當年的經濟問題，為尋求更好的框架時，才在政治上發動了這場運動，並於1979 年大選後，轉向該運動智庫以尋求發展和建言。連同美國總統雷根（ Reagan)，她改變了國家活動的整體定位，遠離了福利國家，轉而積極支持資本積累的「供應面」條件。 IMF和世界銀行幾乎一夕之間就改變了它們的政策架構，短短幾年內，新自由主義學說通過這些機構進而支配政策，取得迅速而勝利的進展，先是在英美世界，隨後遍及大部分歐洲和世界其餘地方。由於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運動的箴言，結果造成新一波的「公地圈圍」，並成為國家政策目標。國家持有或公有資產釋出到市場，過度積累的資本可以投資於這些資產、加以升級，然後從事投機。有利可圖的活動新領地已經展開，有助於防止過度積累的問題，至少能抵擋一陣子。然而，一旦動，這場運動就會產生驚人的壓力，必須尋找更多可以達成私有化的競技場，無論是在國內或海外。 ●私有化—公地圈圍在柴契爾的例子裡，大量社會住宅存量是第一批需要私有化的資產之一。乍看之下，這似乎是給中低階級的一份禮物，他們現在能夠付出相對較少的代價，就從房客變身業主，掌管貴重資產，增加財富。但是，一旦完成移交，住宅投機就接手了，尤其是在首選的核心區位，最終以賄賂、誘騙或強迫的方式，驅使低薪居民遷移到倫敦這類城市的邊緣，將以前的勞工階級住宅區，轉變高度縉紳化的中心。喪失負擔得起的住宅，在許多都會鄰里造成了無家可歸的遊民，以及社會失序狀態。在英國，後續的公用事業（水、電信、電力、能源、運輸）私有化，廉價出售所有公營公司，並且根據企業邏輯塑造許多其他公共機構（例如大學），這意味了社會關係主導模式的徹底變革，以及越來越偏袒上流階級而非中低階級的資產重分配。資產重分配的相同模式，幾乎在任何發生私有化的地方都能見到。世界銀行將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的南非，當成藉由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而達致更大效能的櫥窗。例如，它不是推動水的私有化，就是促使市政當局擁有的公用事業要「回收全部成的本」。消費者必須支付他們的用水，而非把水當成免費產品。根據理論推斷，隨著收益增加，公用事業將能獲利並擴大服務。但是由於無法負擔費用，越來越多人的服務遭斷絕，而隨著收益變少，公司便提高價格，讓低收入居民更付不起水費。由於被迫轉而汲取其他水源，結果之一就是霍亂流行，造成許多人死亡。若堅決按照這種辦法，就無法實現所揭示的目標（人人有水用〉。由麥當勞及其他人在南非所做的廣泛調查顯示了「市辦服務的回收成本，對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艱困，使得大量成員的服務遭到切斷和收回，危及數百萬低收入家庭過健康、有生產力生活的可能性」。同樣的邏輯帶領阿根廷經歷非比尋常的私有化（水、能源、電信、運輸）浪潮，導致流入龐大的過度積累資本，以及資產價的旺盛景氣，但隨著資本撤離轉到別處，又崩潰而陷入大規模貧困〈目前延伸到超過半數人口〉。我們可以考察另一個例子，即墨西哥土地權。源於1917 年墨西哥革命的憲法，保障原住民的合法權利，並將那些權利銘記於公地(ejido) 體系，讓土地由集體所有和使用。1991 年，薩林納斯(Salinas）政府通過一項改革法案，許可且鼓勵公有土地的私有化。於公地替原住民群體提供了集體安全的基礎，政府實際上是放棄維持這種安全基礎的職責。此外，這是薩林納斯統治下一整套私有化措施裡的一個項目，它拆除了一般的社會安全防護，對於收益和財富的分配造成了意料中的劇烈影響。到處都有對公地改革的反抗，1994 年1 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條約生效當天，爆發於恰帕斯省(Chiapas) 的紮帕提斯塔(Zapatista)反叛。後續的進口障礙減除還帶來一項打擊，來自美國有效率但也受到大力補貼的農企業（佔成本達兩成），將玉米和其他產品的價格壓低到小型農業生產者無法競爭的低價。瀕臨餓死，許多生產者被迫離開土地，擴增已過度擁擠的城市失業人口。世界各地都經歷了對農村人口的類似影響。例如，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下，加州蔬菜和路易斯安那州稻米的廉價進口品，擠壓了日本和台灣的農村人口。世界貿易組織規範下的外來競爭，使得印度農村的生計一蹶不振。實際上，洛伊(Roy)指出，「維持七億人民生計的印度農村經濟，巳經遭到扼殺。生產過剩的農民十分貧困，生產不足的農民也很窮苦，大莊園和農場解雇工人時，沒有土地的農工就失業了。他們成群蜂擁到城市找工作。」在中國，據估計如果要避免農村的破壞和造反，接下來十年間，至少要有五億人民由都市化吸收。雖然他們會在城市裡做什麼還不明朗，但如我們所見，現正進行的龐大硬體基礎建設計畫，會以某種方式吸收社會的貧困。 ●小結：洛伊的結論指出，私有化基本上是「生產性公共資產由國家移轉到私人公司。生產性資產包括自然資源，土地、森林、水、空氣。這些是國家代表人民所保管的資產。奪走這些資產，將它們當成股票賣給私人公司，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進行的一場野蠻奪取過程。」很顯然的，墨西哥恰帕斯省的紮帕提斯塔反叛，跟保護原住民權利有很大的關係。這場運動的扳機，乃是公地私有化的倡議，結合了依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展開的自由貿易，這一點也非常清楚。然而，這喚起了抵抗奪取式積累的一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