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

全球化資本主義結構下的…不公平的代價／李漢維

        台灣社會的貧富兩極化代表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就算GDP在 上揚，失業率仍舊在高檔，薪資水平依然低迷，貧窮人口逐漸增 多，消費也呈現兩極化，但高階消費的增長抵不過低階消費的退潮，經 濟景氣低迷，看來越需出口增長，但全球化的貿易卻使企業必須壓低成 本以求競爭力之提高，降低成本壓制薪資的成長，一個惡性向下沉淪的 迴圈隱然成形…。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右翼的經濟學者認為這是「必要之惡」，主張「懶惰」應得到懲罰，降低社會福利與保障，人人均要為一己之溫飽貢獻力量，經濟持續成長將使這些努力與成果“ 下滲＂到各角落，唯有如此資本主義才有發展的動力，事實上近年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對民眾提出的正是如此說辭，雷根、柴契爾政府風雷厲行新自由主義式的市場經濟，他們深信市場不用管控是最有效率，但市場失靈很快的就出現了，科技泡沫、金融泡沫、房地產泡沫…一個緊接一個，但政府卻不改政策路線，“ 市場失靈＂再加“ 政治失靈＂，顯然遠遠偏離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原則」，不公平產生了許多不良影響，最後這些都將付出代價。左翼的經濟者則認為社會資源分配要平均，貧富差距要縮小，國家對經濟要有監控的責任，但自1970 年後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其經濟日趨下降，引發了對福利國家的鞭撻，國家的干預被指謫為造成市場不景氣的黑手。         在21 世紀初連續爆發了幾波金融風暴，最後還是國家以納稅人的錢來解決災難，國家的角色問題再次浮現檯面； 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對此種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綜合出他的看法，由於史迪格里茲曾在美國政府任職高位，深諳列強的經濟政策，他的看法都繞著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判，台灣政客的經濟意識一直是繞著列強打轉，所以台灣目前的經濟困境與歐美列強相去不遠，本文以史迪格里茲的觀點去探索這個世界目前經濟遭扭曲的困境。●分配不均：         普遍分配不均的社會無法有效率的運作，經濟成長也不會長期穩定或者持久。當某個利益團體握有太多的力量，就會成功的促使政策對自己有利。當最有錢的人利用政治力量對其控制的企業給予高得不合理的利益，寶貴的收入就會掉進少數人的口袋，而不是用造福社會整體。世界上分配不均水準最高的地區( 如拉美國家) 已經讓我們看到未來的樣子：公民衝突不斷、犯罪水準偏高、社會不安、凝聚力根本不存在。錢從底層移向頂層，會降低消費，頂層會將所得25%( 或更高) 儲蓄起來，除非發生投資或出口增加，經濟的總需求會低於經濟的供給能力，這表示會有失業存在。今天總體需求的全部不足，歸因於分配不均到了極端。當需求不足，一般政府會採取提高公共或民間支出，以提振消費。但頂層總是努力抑制政府支出，政府只有透過減稅鼓勵民間消費，但結果總是不彰。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分配不均的程度很高，政治也可能失衡。失衡的政治管理失衡的經濟，這樣的組合十分危險。●解除管制：         解除管制在許多國家經歷的不穩定中，扮演要角。允許企業不受拘束，尤其是金融業，完全符合有錢人的短視利益。「管制」指的是，為了讓系統運作得更好，所設計出來的一些遊戲規則，以確保競爭、防止濫用、保護不能保護自己的人。解除管制市場失靈隨即出現，在金融業將會看到利益衝突、過多的信用、過高的槓桿、過度的冒險和泡沫，只不過企業的人卻相信「不受節制，獲利才會增加」。他們想的不是廣大且長期的社會和經濟影響，而是自己短期的私利、馬上能夠到手的利益。         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後，美國實施一些強大的金融管理措施，包括1933 年的「葛拉斯—史提格爾法」，這建立了數十年的經濟穩定，直到1999 年管制解除，漫無節制的現象捲土重來，銀行家們很快就利用科技、金融和經濟的進步圖利自己。他們的創新手法包括提高槓桿，以規避僅餘的管制；用新的方法承做掠奪性貸款，也用新的方法欺騙不知情的信用卡使用者。         經濟衰退和其它經濟不景氣造成資源運用不足，因而蒙受的損失十分龐大。由民間部門造成的這場危機，浪費的資源高於任何民主政府。如果民主制度運作得好一點，或許可以抵抗解除管制的政治要求，並且以能夠增進永續成長，而非製造泡沫的方式，來因應總體需求不振。這種分配不均還有其他不利影響，例如提高風險，企業厭惡風險，這代表它們在承受風險的時候會要求補償，沒有補償，企業就會減少投資，於是經濟成長就會降低。         在2008 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日益形成一個共識，同意分配不均會造成不穩定，而不穩定又會助長分配不均。●降低公共投資：         目前的經濟論點強調「民間部門做為經濟成長引擎」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很容易了解原因。當我們提到創新，便會想到台積電、蘋果、Facebook、Google，以及改變我們生活的許多公司，但在這些公司的背後都有公共部門的影子。也就是說這些公司能夠成功，整體經濟能夠生存，非常仰賴運作良好的公共部門。世界各地都有頗具創意的創業家，但不管他們有無能力將創意付諸實現、開花結果，把產品成功送進市場，會使一切大不相同的就是政府。

        政府會訂定基本的遊戲規則、會執行法律，推而廣之，政府提供軟硬體基礎設施，讓社會和經濟能夠運行。這些經濟學家將之稱為公共財(public good)；現代社會需要集體行動，合全國之力展開這些投資，從中得到的廣泛社會利益，也不能被任何民間投資人所占，這就是為甚麼，一旦將這些留給市場自行運作，將造成投資不足的原因。         有很多企業的獲利來自政府出資研究的結果，這些投資對經濟的提振作用遠遠超過民間部門的平均報酬率，而且高於政府的資金成本，但政府近年都趨近於降低公共投資。目前的繁榮幾乎都靠先前的公共投資撐起來，但公共投資的大幅縮減正是財富分配一面倒的結果；一個社會的財富分化得愈激烈，富人愈不願意把錢花在公共需求上，因為富人不需要依賴政府興建停車場、投資於教育、醫療照護、個人安全…，他們能夠自行買到這些東西。         有前人擔心政府太過強大，以致於可能取走他們一些財富，投入公共投資，好對公眾利益有所貢獻。但事實上有太多民眾覺得政府沒有善盡職責，過分僵化而無法重新分配，過度分化除了降低稅率，什麼也做不了。●效率與工資         人不同於機器、必須加以激勵才會努力工作，當人們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就很難被激勵。效率工資理論指出，企業對待員工的方式會影響生產力，包括支付甚麼樣的工資； 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Marshall)1895 年寫道：「待遇高的勞工通常效率高，因此不是昂貴的勞工。」效率工資理論現在再度受到重視，因為處於經濟困頓的人們來說，現實生活裡總有無數的焦慮，專注工作以提高生產力的精力就愈少。經濟學家穆萊納珊(SendhilMullainathan) 和心理學家沙菲爾(Eldar Shafir) 證實，在匱乏狀況下，做出的選擇往往導致匱乏更加惡化； 此外，壓力和焦慮也會損害一個人學習新技能和知識。如果學習受到損害，生產力成長速度趨緩，這對經濟的長期表現絕不是好事。         普利斯通(Bridgestone) 輪胎的個案研究，證實了這方面的隱憂。當普利斯通管理階層要求每日輪班自8 小時改為12 小時，而且白天和夜班輪調，並將新進人員的薪資調低30%，結果生產出許多有瑕疵的輪胎，這些瑕疵品和超過一千人的死傷車禍有關，迫使普利斯通必須進行大規模的召修。         經濟學的實證說明了公平性的重要：提高自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勞工薪資，對生產力影響很大，對自認受到公平待遇者則沒有影響。我們可能以為提高某些人的工資，同時降低其他人的工資，會提高前者生產力，降低後者生產力，兩者正好可以抵消。         但事實卻是低工資勞工生產力降低幅度高於高工資勞工的生產力上升幅度，所以總生產力是下降的。●塑造認知         社會不公平絕對不是由頂層階級主張而確立，很多時候它是由公平、正義、效率等堂而皇之的議論演變而成，這些議論經討論在頂層階級的誘導下，形成下滲經濟學、小政府理論、無疆界市場、全球化、私有化…等，可以由利益團體應用，在良好的掩護下，公眾對之卻沒有任何警覺，並被殖入成為自己的想法，形成「驗證偏誤」(confirmatory bias)，這就像最近油價已跌至4 年新低，物價卻來到4 年新高，以前將「油電價格」與「物價」掛上等號的人，居然在談到物價創新高時會無視油價回軟已是4 年新低的事實，一口咬定是油價過高所造成。今天想要維持社會分配不均的人，積極設法塑造認知和信念，讓分配不均更能為人接受。他們有知識、工具、資源和誘因去做這樣的事，並且比以前更工於心計，更懂得如何操作。頂層能夠塑造認知，這個事實對相信「沒有人能夠控制觀念的演變」的人是一個重要的警訊。         頂層利用下列幾個方式控制觀念的演變，一是透過教育和媒體，教育會塑造信念和認知，有證據顯示經濟學家的認知，尤其是對公平的認知和社會上其它的人大不相同。芝加哥經濟學家泰勒(Richard Thaler)指出，一般人口中的82%受訪者相信，在暴風雪之後提高雪鏟的價格是不公平的，但其他企業管理碩士學生(76%) 卻以供需原則認為那是合理的，只有24%與一般人看法一致，這說明了教育的影響。如果商品可以行銷，那麼觀念也能行銷，尤其是政策所依賴的觀念，現代行銷學教導我們塑造認知的藝術與科學，在推銷產品時許多企業會提供經過扭曲的資訊甚至說謊，絲毫不覺得內心不安，這在近期毒油事件上更是清楚顯示，在未被揭露毒油事實前，這些企業是如何的向社會信誓旦旦的表述清白。         二是透過創造社會距離。如果某個群體的經濟機會使它遠比其它群體貧窮時，那麼這個群體和其它群體的互動就會受到限制，而且可能發展出不同的文化。越是貧窮群體的本質差異可能由此生根、持續下去。這可見在外勞形成的聚落，有如國中國、有若另一世界。         影響輿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促使政治人物持有和自己一樣的看法。政治人物是觀念販子，說服他們有雙重優勢：他們會將觀念賣給大眾，也會將觀念化為法律和規定。在政治人物背後有一大堆「專家」願意提供證詞、論點和故事，去強化、合理化這些政治人物的觀點。 ●自由化與民營化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市場不是抽象地存在，市場至少需要政府執行契約，並且提供基本的法律架構。政府的實際做法對效率和分配影響很大。但市場失靈到處都看得到，對全球各地的勞工和公民造成沉重的成本。如果只聽信右派新自由主義者的話，會誤認為市場總是運作得很好，而政府老是失能其實公共和民間都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敗的地方。可是右派新自由主義者總認為只有政府才會失敗，關於市場和政府這種截然不同的認知，只是新自由主義者輕描淡寫放過市場失靈的資訊，卻強調政府失能的例子。         事實上，世界所有成功的大型經濟體，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在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中國、以及生活水準最高的北歐國家都是如此；但新自由主義者抱持的意識型態是如此強，持續推動小政府，將政府的服務外包和民營化，甚至抗拒管理。         諷刺的是，長久以來支持民營化和自由化的人宣稱，民營化和自由化是抑制尋租的必要手段。更糟的是，民營化和自由化的大旗本身就已經腐敗，無異為那些運用政治影響力以推動民營化和自由化的人收取很高的租金。放眼世界各地，民營化失敗的例子，從墨西哥的公路到英國的鐵路，俯拾皆是。         近年來，美國的重要民營化計劃，是將核能發電廠和製造原子彈所需的農縮鈾生產公司改制民營化。這家公司一直風雨不斷，屢遭批評從事不誠實的交易。雖然策劃民營化的前政府官員和促成此事的投資銀行，賺進數百萬美元，這家公司卻不曾獲利。改制民營15 年來，政府的補貼仍然是這家公司營利模式的核心，已經有人提議重新將它收歸國營。          2005 年布希總統在他的國情諮文演說中。將社會安全部分民營化列為要務，如果成功，美國會有一個大規模的民營化計劃。美國人現在得感謝他的失敗，否則美國老人的處境會比現在還糟。         自由化( 解除管制) 和私有化一樣，也並沒有帶來好處，最令人矚目的是金融業解除管制和資本市場自由化；在新自由主義的右派眼裡，自由化的失敗實在令人費解，但對於那些比較了解清楚市場限制的人這種事情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主張自由化最力的安隆公司曾經大談特談市場的神奇，從而操縱了加州的電力市場，將錢從加州公民移轉給安隆的經營者。布希政府官員將安隆操縱之下電力供應不足的問題歸咎於環境管理措施過多，新電廠的興建因此卻步。但安隆的操縱市場推高價格的行為曝光後，政府加強管理之後，先前電力不足的現象也隨之消失。●小結         在政治上，認知極為重要。許多人只認知或記住和自己原始信念一致的證據，尤其在意識型態強烈的議題上。因此，要以平衡的方式權衡所有的考量，變得相當困難，掌握權勢的人試圖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框架」討論的方向，他們曉得在民主的架構中，它們無法將自己的規定強加在別人身上，必須以某種方式和社會中的其他人「合作」，以推進自己的主張。         就這點來說，富有的頂層階級又占有優勢，認知和信念是可以塑造的。他們擁有各種工具、資源和誘因，以滿足他們利益的方式去塑造信念，他們不見得總是能贏，但絕對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公平戰鬥。103年底九合一的選舉已然落幕，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說：「執政者的經濟牌失效，是因為近年來的經濟成長全都落入了少數人口袋，貧富差距拉大加劇了社會不公平！」這場選戰對本文做了最佳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