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勞工

[專題報導]由韓國工人運動看台灣工人運動的…/關鍵時刻.小馬專題報導

由韓國工人運動看台灣工人運動的…/關鍵時刻 小馬

       近日中緊接著中華電信的罷工,台企銀的罷工經由媒體報導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吳辜蔡花共和國」變成政府金融整頓財團化的詼諧謔稱,民間的討論、反彈,讓政府二次金改的速度在民意的壓力下暫緩了下來…。       過去社會大眾認為罷工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媒體對罷工則多採批判的敵視態度,認為罷工損害消費者權利、造成社會大眾的不便,將之評為洪水猛獸;但罷工與罷資都是當事人欲改變生產關係或生產程序的強勢表態,但通常罷資引起國家非常之關注,為避免資本出走,國家尋求設置特權條款,以改善所為謂的投資環境來安撫留置,這常常造就了不具競爭力的企業;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在其暢銷書《當企業併購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當紅的“點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甚不以為意,認為“先讓資本家富起來,這財富效果會逐漸擴散到社會各階層,大家均蒙其利”的說法並不確實,她認為企業發展必須配合市民社會的發展,否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這種不合理性的主流思想將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也加深了國家機器中官商勾結的陰影!【1988-起飛的年代】       台灣自60年代一路走來的工業化,粉碎了台灣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人從土地被抽離出來,造就了城市裡大量的以工資維生的無產階級,窮人與富人的戰爭以工業的形態在歷史轉軸中慢慢浮動,富人以集體合作方式形成企業公司,剝削依舊只是換了背景舞台;80年代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在連串的經濟奇蹟中崛起,經濟發展後的分配成了工人運動的關注焦點!       回首從解嚴到1988年的上半年是台灣勞工運動充滿無限希望與可能的一年,台灣奇蹟讓經濟發展處在巔峰期,1988年的1、2月裡台灣就有34件和年終獎金有關的勞資衝突,其中以2月10日遠東化纖的210事件最具代表性,遠化工會以制定合理的年終獎金公式為訴求,發起了自1949年後台灣第一起由上千產業工人集體就地罷工(Sit-in Strike),工人要求在經濟利益上均霑。當時威權體制下的國家對此工人的反抗一時不知如何處理,在210事件時,地方政府、警察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動作,代表中央的勞委會雖緊急派員坐鎮,但也沒有明顯的介入。       為了壓制1988年上半年工運的發展,台灣的資本家開始重新凝聚他們對工運的觀點與立場,台塑王永慶一反86年反對解嚴後對罷工做任何限制的立場向媒體宣告:「因為勞資爭議與改變的投資環境,台塑決定終止一切未來在台的投資,重新審查一切進行中的計劃。必要的話,將結束在台的營業。」《新新聞 1989. 2.6》,台塑登高一呼立刻引起官資方熱情的反饗,連原先與與台塑交惡的企業也表示對台塑的作法有「同情的理解」,而且要求政府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挽救投資環境」。《自立早報 1989.1.1;聯合報1989.2.18》       官資方對抗工運的協同演習序幕開啟於1988年6月官方公佈的勞資爭議法的修正案,1988年下半年接著公佈了集會遊行法,這兩個法嚴重限制了工人集體行動的可能空間和手段。苗客事件是台灣工運在1988年急速發展的一重要分水嶺,國家機器的主動、積極而且有計劃的介入,國家調度提供「罷工打破者」(Strike breakers)-由其它單位調度同業勞工替代罷工期間的工作,接著中時工會事件、新光關廠事件以及89年5月的遠化罷工事件、台鐵罷駛,乃至最近台企銀罷工等做法上,國家的介入越見機巧與深入。1989年3月17日政府命令調查局著手調查有關「外力在工運的活動」。李登輝與俞國華也相繼發表重振公權力以及剷除外力之決心。1989年5月遠化工會發動大罷工失敗後,台灣工運進入了一異常蕭條的狀態。       而與台灣環境背景相去不遠的韓國在近代也連續發生二次大工潮-1987年、1997年,1987年韓國工潮發生的原因與台灣相仿,是為了經濟發展,歷經長期剝削的工人要求對勞動條件改善所引起的,是經濟因素的,是工會主義的;但1997年的工潮是全球化、跨國公司造成企業裁員、減薪、關廠、彈性勞動等壓力所造成的,其生成是帶有政治因素的、是帝國主義的,工人運動訴求面向必須轉與民眾結合,以能量更大的社會運動工會主義來對抗全球畫資本主義全面性的入侵。這兩個歷史因素在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相繼出現,台灣工人近期來也漸感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威脅,民營化、金改…等都是國家因應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壓力而衍生出來,工會運動的訴求如不轉向社會尋求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恐怕是很難抵得住官方、本土資本家與跨國企業的聯手,我們此刻處境一如1997年的韓國工人…。【1997-危機的年代】       1996年12月26日一大早,一條特別的的標題新聞引起人們的騷動,在黎明時分,執政黨議員在反對黨議員缺席下在國會秘密開會,在7分鐘內通過了新勞動法和國家安全企劃廳法。勞動新法的設計是為了“在裁減工人、雇佣臨時工或替代罷工方面給予雇主更大的權力和靈活性”。消息發佈立刻引起工人憤怒的反應,民主勞總領導人立即開會收聽新聞並決定總罷工,到當天下午,在現代和起亞兩大汽車廠的工人帶頭下,大約14.5萬名工人出動了。第2天,韓國勞總也發出了憤怒的聲音,號召其120萬名會員舉行有限罷工。在罷工第3天,大約有37.2萬名工人舉行罷工,韓國汽車、造船和其它大型行業都處於停產的狀態。自朝鮮戰爭結束以來韓國第一次全國性總罷工開始了。       這場罷工曾因新年假期而中止數日,政府領導人希望罷工在節日後無疾而終,而事實上當他們決定在年底草草通過該法案時,這種季節因素即為他們政治考慮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令人驚奇的是假期之後工人參加罷工的熱情一點也沒有減弱,而且罷工的範圍更加擴大,保險、銀行、醫院和廣播服務行業的白領工人也參加了。在民主勞總和勞國勞總的共同領導下,這場總罷工持續進行了3個星期,動員了大約300萬名工人,表現出高度階級團結;1月21日韓國總統金泳三會見了反對黨領導人,表示政府願意撤回有爭議的勞動法並進行修改。       在罷工結束後,有爭議的勞動法被退回立法程序,工會繼續發動半日罷工來向政府施壓,新法在短時內起草出來並於3月10日經國會多數表決通過,但與原來的差異極少,保留了雇主裁減工人的權利,「不工作不給報酬」的原則也包含在其中,有組織的勞工獲得了政府立即核准民主勞總權利和在企業層面上組織多個工會的權利。罷工動員成功但卻獲得如此少的成果,其原因乃是出自「全球化」的背景,正是全球經濟的迫切需要及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意識形態,預先決定了韓國1997年總罷工的結果。隨著韓國不斷惡化的經濟,在1996、1997年造成很多企業的倒閉,政策制定者更信奉資本家以下的論點:「挽救公司比為工人保護少數工作崗位更重要」。       在對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裡,最常被提及的是「在地化vs全球化」,韓國工人運動自1987年後所實施的「新工會主義」並沒有發展成賽德曼(Saidman 1994)所說的「社會運動工會主義」(social-movement unionism)-將工人階級更廣汎的要求與鄰近貧困地區的社區人群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如巴西、南非。勞工運動未能處理社會問題,導致90年代工人階級運動與中間階級領導的社會運動分離,進一步限制了勞工運動的範圍。【阿里郎之虎】       韓國工人的抗爭以強悍作風舉世聞名,一般均以其民族性格為緣由,但證諸歷史也不盡全然,韓國工人在70年代之前是溫馴的,被賤稱為“孔多里”(打工仔)、“孔順尼”(打工妹)的工人在社會的地位低落,在韓國工業化過程中,工人是被極盡剝削的。       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寫道:“而當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經歷,感覺到並且表達清楚他們之間的利益的共同性和與另一些人的利益不同時,階級產生了。”工業化的過程首先產生的是半熟練工與純體力工人,這些工人處在生產體系的最下層,當時的工資報酬甚至不足維生,加班是雇主的恩給,當他們覺悟到要改善生活必須靠有組織的工會時,階級才慢慢從“自在階級”轉化成“自為階級”,而這過程的起點就不能遺漏了1970年的悲劇英雄。       1970年11月13日下午,三棟會22歲的裁縫全泰壹抱著「勞動標準法」在平和市場(漢城西南的服裝工業區)對當局非人道工作條件的抗爭中自焚,遺言給母親李小仙:「媽,請完成我沒有成功完成的任務。」(Cho Young-rae 1991,281-292)李小仙按照兒子的遺願在整個清溪地區鬥爭中起到了象徵性領袖的重要作用,被稱為「所有工人的母親」。(1970年11月18日平和市場的工人組成“清溪被服勞組”,清溪工會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的基層勞工運動中發揮著帶頭的作用)全泰壹的自焚經由媒體的報導帶給社會很大的衝擊,尤其是他喚醒了知識界,使他們注意到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經濟奇蹟下正在受難的千百萬工人的問題。       受到全泰壹感召的學生畢業後、甚至有的輟學,以「假工人」的身份進入工廠去瞭解資本主義的生產特性,在1980年全斗煥軍事政權上台後,血腥的5月17日光州鎮壓,學生活動家們將勞動實踐作為一種主要的政治戰略(勞-學連帶),通過變成產業工人進入產業領域,試圖提高工人的階級意識並幫助工人組織工會;奧格爾(Ogle 1990)估計到80年代中期至少有3000名以上的學生進入產業從事這樣的工作,韓國產業的工會化很快的進行,自主性工會與御用工會鬥爭激烈,工會自主的過程中許多自主工會幹部被開除、列入黑名單、並遭到企業界“永不僱用”的處分,這些幹部轉化成「工運活動家」,散落到各企業工會去做職業性運動以謀生,原本國家慣用的壓制手段在歷史的縱橫擺閡中,反諷地讓星星之火燎原,造就了日後的具戰鬥性、進攻性、團結性的韓國自主工會…。【小結】       韓國工會1997年面臨的情況與台灣工運當前的困境相當雷同,面對著舖天蓋地而來的全球資本主義,若仍持80年代的工會經濟主義將使工人運動遠離不了工廠大門,在丕變的大環境中力求偏安一隅,讓統治階級輕易的將工人冠上「既得利益者」、「反對改革者」,來污名化工會運動。       台鐵的春節罷工、中華電信的反對釋股罷工都受到主流媒體以“消費者權利受損”、“造成社會大眾不便”…等藉口的壓制,並將工人運動隔絕於社會認同之外,反而是資源重分配過程中的勞工權利受損、國家資源不當分配、圖利財團等情節都被遮蔽起來。直到-台塑中油油價調整風波、高捷高鐵的工程疑雲、台企銀罷工引發的財團化問題,在政論性媒體操弄下,社會大眾開始注意到原來工會運動的主張是與社會利益日趨一致的。       現在,我們站在相同於1997年韓國工人歷史的轉捩點上,有著更好的民氣可用,但是否能抗衡全球資本主義霸權意識形態,讓台灣的工人能在激烈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上有更好的生存空間,就考驗著台灣工會領導者的智慧了。

[專題報導]由韓國工人運動看台灣工人運動的…/關鍵時刻.小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