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龐大的公營事業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的重要經濟工具。這個龐大的公營事業體系是在戰後冷戰結構中建立與壯大起來的。1950年代，美國為了鞏固他在東太平洋的利益與政治權力，提供了大量資金促進台灣的軍事與經濟上的現代化。美國的軍事與經濟外援，再加上蔣介石控制下的戒嚴體制，使國民黨能夠利用龐大的公營事業來補助軍備物資及調節國內封閉的經濟體系，在結構上黨官僚資本的型態。有學者用「主從關係」、「父子關係」來比喻國民黨及其公營事業與私人部門的中小企業的關係。

　　這樣的經濟結構的的雙元結構卻在數十年後出現大逆轉。1989年，國民黨政府提出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如果龐大的公營事業存在對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那麼為什麼國民黨要在這個時間點主動提出民營化政策？這是個需要被探討的嚴肅課題。

一、去政治化的公營事業工會

　　眾所周知，民營化政策最直接影響到舊有的公營事業員工的工作權與勞動條件。自1989年政府提出民營化政策後，1990年代開始引發為數眾多的工會抗爭活動。許多公營事業工會甚至為了阻擋民營化而加盟成立全國產業總工會，並由全產總發起新社會之夢大遊行。

　　在威權政體的政治體制中遵循的是國家統合主義原則。在此原則下，公營事業工會具有法定的政治地位。在國家統合主義架構下，工會曾經是國會選舉的選舉區域，因此在這種制度下，公營事業勞工也曾經擁有透過工會參選國會議員的參政權利。然而，隨著政治轉型起步，1990年代初期國民黨與民進黨共同修改憲法。將上述選舉制度更改，工會自此後不屬於法定選舉區域。

　　民營化直接或間接影響公營事業勞工的工作權與勞動條件。1990初國民黨與民進黨取消公營事業工會的法定投票權，更造成工會去政治化。我們可以大膽推論，國民黨和民進黨都達成要取消工會的政治權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讓民營化順利推動。於是這產生的問題是，為什麼國民黨和民進黨過去你爭我奪的兩個政治團體竟在民營化這個議題上這麼早就達成共識？

二、觀念的錯置：以民主之名的民營化

　　民營化政策自1989年由行政院提出後，從1990年代開始推動。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處於政治體制與經濟制度轉型的歷史時空，由國家所推動的台灣民營化政策與台灣的政治轉型是同步發生的歷史過程。攸關國家經濟角色的公營事業民營化，與攸關民主體制建立的政治轉型，彼此之間具有聯繫性。

　　在政治轉型的脈絡中，政治菁英引進西方世界的私有化概念的同時，卻把privatization這個詞翻譯做「民營化」而非私有化，這樣也就迴避了意識型態的爭辯。在民主化觀念浪潮下，任何以「民」為主的論述說詞，都聽來倍覺動聽悅耳。民營化和民主化兩個詞彙的並置，讓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台灣私有化現象變得焦點模糊，也讓台灣的私有化變得名實不一致。這種將民營化戴上民主化面紗的的集大成者，就是由六位信仰自由主義的澄社經濟學家所撰寫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這本書在出版後獲得中國時報列為年度十大好書，體現了社會對民主化目標的沈默「共識」。然而，這本書的社會影響力並不是來自於嚴謹的經濟分析，而是辭藻華麗的政治論述。六位飽受禮遇的經濟學家透過這本書表達他們對政治的看法。他們把國民黨比喻做「一個恩威並施的主子」、「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他們則把台灣人比喻作「聽命乞憐的被統治者」；他們把戰後台灣史比喻做「統治與被統治的冷血政治關係」，他們甚至引用歐威爾「老大哥，你無所不在」這句話來控訴國民黨。對民進黨來說，民營化是推動民主化的必要的手段。民進黨因此和自由經濟學者合謀。

　　而對自由主義的信仰，也讓民進黨和公營事業工會彼此之間在民主化運動的革命同志關係外，也出現矛盾。儘管公營事業勞工在反抗民營化過程中提出種種公營事業存在的正當理由（例如補助偏鄉的政策性任務等），民進黨依然堅信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私有化方向。

三、民主化的弔詭

　　對公營事業勞工來說，民營化是對工作權與勞動條件的威脅。而對民進黨來說，民營化是貫徹「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的目標與手段。那對國民黨來說，民營化的好處在哪裡呢？何以國民黨要和民進黨站在同樣的立場實施民營化政策呢？我們必須瞭解國民黨推動民營化政策的時空背景。

　　首先，如前所述，在1990年代民營化政策的過程中，國民黨與民進黨已經取消了公營事業工會的參政條件。

　　再者，根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所帶動的制度變動效果非常大。事業移轉民營作業結束後，便因為擺脫國營企業的身份，而不再需要受到管制結構下的各種規範。也就是說，民營化是「牽一法動全身」的政策。這使得事業的營運決策空間擴大，包括資金的調度、財產的處置等面向。在此意義下，民營化是國家針對企業行為的鬆綁政策。

　　第三、這種制度作用，搭配股權移轉的民營化方法，所造成的直接效果是利益分配。

　　第四、搭配著制度變動與利益分配，移轉民營作業完成後，事業的經營權將形成政商合作的局面。《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規定，只要國家股權在總比例當中低於百分之五十即告移轉民營完成。也就是說，國家股權不須完全撤除，即使民營化後，國家仍擁有事業的部分財產權，但是卻透過股權銷售將部分財產權移轉給商人資本。這使得民營化讓國家與商人資本共同擁有事業財產。

　　綜合上述四點，我們發現民營化對國民黨來說並不是項簡單的追求效率的經濟政策。相反的，民營化根本是一場充滿政治算計的政治計畫。隨著公營事業外在法制條件的鬆綁，政商聯盟的局面即將形成。在這法制條件變動下，國民黨仍透過公營事業賺進龐大利益，而國家的這些作法都因為法制鬆綁而不受到國會監督。當民進黨將民營化與民主化兩個概念牛頭不對馬嘴地結合起來時，國民黨卻讓台灣的私有化變成迴避國會監督的一步妙棋。民主化運動追求國會監督，但實際的民營化政策卻是迴避掉國會議員的監督權力。據此，我們可以說，民營化與民主化的結合變成一場弔詭的笑話！公共監督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但台灣的民營化卻是犧牲勞工與大眾民意而成就的龐大政治計畫。民營化不僅僅攸關事業員工的經濟處境，它也影響到全民的利益！

結論

　　台灣的民營化無法脫離國際社會私有化浪潮之外。事實上，1990年代東歐的民主化浪潮過程中也存在著私有化政策的推動。對台灣人來說，對岸中共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強大，也讓當前的台灣人對中國勢力的崛起充滿焦慮。戰後台灣的經濟體制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色彩，而私有化觀念的引進提供了社會對左、右意識型態對立的討論契機。然而，隨著政治菁英將privatization這個詞翻譯做「民營化」而非私有化，這樣也就迴避了意識型態的辯論需求。政治菁英這種「先見之明」並不誠懇。相反地，他們讓台灣社會的議題改革色彩嚴重地喪失了深度。

　　戰後的台灣，國民黨透過教育體制與文化傳播形塑了反共的政治氛圍，這樣的教化任務超越一甲子。這不僅僅讓台灣社會缺乏對社會主義的深入理解，更有甚者，長期以來的反共宣傳助長了自由主義的滋生繁殖。從1980年開始，各大報刊的宣傳版面提供經濟自由主義創造論述的龐大空間，包含民營化在內的種種右派思想成為1980年代後台灣民間社會的主流思想理念。右派學者對計畫經濟或公營事業體系存在的強烈抨擊，與其說是學理的客觀陳述，不如說是國人對抗共產主義的情緒性說詞。這些自由主義論述其背後的言論市場之所以如此龐大，正反映了國民黨多年來反共教育的成功！隨著社會大眾對社會主義懷抱著龐大的敵意日深，台獨思想也就堂而皇之地吸引著為數眾多的感性大眾的青睞。

　　2014年馬王政爭與太陽花學運的發生，整個社會充斥著對中共的焦慮與敵對反應。年輕人對馬政府親中的立場表達了激烈的質疑態度，他們透過強大的動員實力成就了對馬政權及中共的批判。太陽花學運如此具有爆發力，其情感與論述基礎正在於以台灣民主之名來貶抑社會主義的對岸政權。當大多數台灣人都討厭「社會主義」這個標籤時，又如何能要求學運成員敞開心胸去學習社會主義的優點？在自由主義成為顯學的台灣社會，很難讓民眾拋棄有色的鏡片來認識社會主義的價值與內涵。

　　兩岸關係能走向和平的方向是對的。國人應反省多年來為了軍事對立所投注於軍備的金錢數目如此龐大。國防支出佔據國家太多預算！從樂觀的角度出發，太陽花學運的發生對當局來說是危機，但卻也是開啟意識型態探討的有利時機。可惜的是，民進黨重掌權力後的新政府似乎並不看重嚴肅的意識型態討論。期望未來台灣重要的經濟改革，能更有價值反省的空間。回頭檢視台灣民營化思想的本質與目的，我們會發現這種用民主言論來包裝政治動機的行銷手段何其愚蠢！如果我們從民營化淪為笑話的經驗教訓中掙脫出來，讓台灣社會接下來能夠正視經濟政策的價值理念探討。相信屆時，超過一甲子的兩岸分治與對立情勢必能有所改善。而台灣人的心胸在進入國際社會的種種活動中也能表現得更理性與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