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

時勢造英雌：英國工會運動終結者的誕生／徐　于

    “The bitch is dead＂！一如往常承載著各式各樣倫敦人的捷運車廂內，瞥見人手一份快報，上頭刊載工會份子高舉這句簡單卻強烈的標語海報，激動地狂歡著。         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 1925-2003）堪稱最具代表性的英國女性政治人物，她出生平凡，雙親在英國的一個小城鎮經營雜貨店，牛津大學畢業後成為物理學者，不久後又受訓成為律師，於1959年34歲時正式踏入政壇，成為保守黨國會議員，後歷經年金次官、保守黨執政下的智囊團成員與教育部長，1974年保守黨競選失敗後挑戰黨主席職位意外獲得成功，並在1979年成為英國第一位女性首相，隨後連任三屆，直到1990年辭退為止。         時勢造英雌，被當時蘇聯稱作鐵娘子（Iron Lady）的她，在二次戰後英國社會與經濟騷動不安的時代背景下，果敢地展現她獨特的政治手腕，1982年南美洲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勝利、1984年成功因應北愛爾蘭共和軍炸彈攻擊事件，以及控制通貨膨脹等政績，讓她得以主導20世紀的英國政治版圖長達10餘年，開啟英國政治經濟的新章，為英國經濟自由主義的打下鞏固的根基。儘管柴契爾在1990年首相任內因人頭稅、拒絕加入歐盟等爭議性政策被迫提早辭去職務，但其仍以公共演說家的角色繼續發揮其政治影響力，於海內外大力宣揚政治與經濟的自由主義。一直到2002年英國一連串礦工罷工事件的發生，才讓她正式退隱政壇。儘管勞動階級，尤其是英國的礦工工會，對柴契爾的政治作為極為憎恨，視之為宿敵，但她的政治貢獻與成就仍為她帶來最高榮譽的嘉德勛章與女公爵爵位，柴契爾對英國政經濟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回顧柴契爾的政治生涯，等同欣賞了英國政治經濟史中最精彩的一章，裡頭述說著英國政權流轉於工黨與保守黨之間的故事、政治重心在左右兩翼間擺動的過程，以及鐵娘子柴契爾與英國強硬出了名的礦工工會正面交戰的高潮迭起，同時也娓娓道出人民在政府、政黨與工會運動交錯作用下的心情轉折。整部戲看下來便會發現，柴契爾無疑是英國當代政治經濟史上最有名也最有戲的明星演員。 　

        利物浦大學政治教授Dennis Kavanagh說道，二次戰後躍身世界三大政治巨頭之一的英國，本為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施行著帶有集體主義色彩的計畫性經濟政策，於是當時的工黨（Labour）握有極大的政治主導權，以政府之姿積極扮演推動自由平等的社會改造工程，具體而言，主要的社會性經濟政策包括：以減稅或擴大政府公共支出來達到充分就業、提升並保障工會角色定位以促進工業關係與經濟活動、大規模國有化以利政府對國家經濟體進行有效管控、確立強調平等普及的社會福利系統（尤其是在社會健康保險方面）、擴大政府進行社會改善工程的職責（如改善稅制、健全福利分配體制、強化教育系統、發展地方政策等）。在當時（194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戰後對社會安定的需求優於經濟發展考量，因此，就算是保守黨（Conservative）對於前述工黨政府所建構的國家社經政策架構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與支持，可說是共識的時代。         然而，隨著戰後世界經濟復甦活動的展開，相較於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英國在國際自由貿易網脈迅速擴張的全球化衝擊下，國內開始出現通貨膨脹高漲、經濟成長遲緩、失業率飆升等病症。人民面對生活困頓的磨難，開始轉而批判工黨政府給予工會過多的權力，卻沒有加諸相對應的社會經濟責任，因而造成草率魯莽的工會運動事件頻傳，阻礙著國家經濟發展且動盪了社會民生。為此，工黨與保守黨曾一度合作提出所得政策試圖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但在工會以捍衛薪資協商權為號召的激烈反抗運動下未能成功，於是，社會與經濟情況持續惡化，甚至有論者開始撻伐工黨執政下的英國社會根本是無政府主義般的混亂。終於在1979年，人民長久以來的積怨帶來了「不滿的冬天」（t he Wi nt e r ofbDiscontent），對主張福利國家卻造成國家社經窘境的工黨感到無比失望，同時也對頻繁且激烈的工會運動感到厭煩，說穿了，左翼思想在英國人民高漲的不滿情緒下漸漸失去其主流性。甚至有不少人認為，當時的英國工會運動簡直就是一種社會疾病（disease），需要透過政策法規來醫治。         很明顯地，「不滿的冬天」為當時身為保守黨黨主席的柴契爾帶來了絕佳的契機，使其在保守黨1979年大選勝利後成功登上首相一位。儘管她上任後失業率持續惡化，但由於舒緩通貨膨脹的經濟整策以及收復福克蘭群島的國防政策的成功，再加上社會人民對工黨與工會仍存有不信任感，讓她接連於1983年與1987年的大選中險勝，繼續穩坐首相之位。有論者認為，柴契爾掌權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人民對右派自由主義的嚮往，不如說是民心對左翼激進社會主義的思變較為貼切，柴契爾的首相之路可說是趁勢展開。         相較於工黨政府於戰後所推行的社經政策，柴契爾與當時的美國雷根總統同出一氣，積極推動自由經濟體制以幫助國家迅速活絡其市場經濟，然更深層的用意乃在於對抗蘇聯共產主義在世界版圖上的擴張。此故，柴契爾執政下的社經政策幾乎都採與當初工黨主張對立的立場而為之，就程度上來說，其政策轉變幾乎到了大刀闊斧的地步。她捨棄以充分就業作為首要經濟政策目標，改以控制通貨膨脹為第一優先，同時也加強執行社會福利發放的資產調查作業，強調社會福利的有效而不是平等。而柴契爾在政策上最為強硬的表現莫過於民營化與限制工會行動這兩項，也可以說是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精髓所在。         柴契爾任內，迅速有效地將之前為數眾多的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給民營化，甚至連國有住宅都出售，政府於市場中所扮演的經濟角色與干預能力也非常戲劇性的退場，呼應了柴契爾所稱：『國家將不再是市場經濟中的一般供給者（universal provider）。』         此外，鑒於先前工會力量過於膨脹導致社經動盪，柴契爾政府始以法制嚴加約束工會組織活動，紛紛祭出強制性要求，例如：禁止封閉廠（closed shop）入會方式之採取、罷工必須經過合法投票程序、禁止流動糾察（f lying pickets）與罷工突襲隊（the shock troops of industrial warfare）的使用、禁止碼頭與公共事業單位或機構於爭議時鎖廠，以及對於非法罷工所造成之他人損失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規定。此舉無疑將大幅限縮工會的組織力與行動力，甚至導致工會運動的終結，但由於工會之前招惹民怨的行徑作風，在失去社會輿論支持的情況下無力與政府協商前述規範內容，故也只能默默吞下這莫大的衝擊。英國工會及其運動就此一蹶不振，工會會員人數不到十年便銳減近600萬人，英國勞工的階級意識也逐漸崩解，取而代之的是高漲的個人主義。就因果論，普遍認為英國工會乃因為先前不知節制自身力量、恣意而為，最終招致被嚴厲打壓的命運。         嗅到民心已對工會激烈且頻繁的罷工或聯合罷工活動感到極度厭惡，作風強硬的柴契爾，利用剛收復福克蘭群島而得到的施政聲望，趁勝追擊，毅然決然選擇正面迎戰1984年爆發的一連串礦工罷工，打算一舉馴服被視為最為頑強的礦工工會，而結果是，她有驚無險的成功了！有人事後回憶，當時礦工工會頭子Arthur Scargill所領導的罷工無疑是做橋給柴契爾過。一開始，Arthur Scargill不經投票即帶領進行罷工，在缺乏合法性的情況下，部分地區礦工並沒有停止工作給予聲援，而是繼續上工，甚至最後退出全國礦工工會組織。同時柴契爾政府也廣設儲煤廠因應煤礦工人的罷工行動，削弱了工會罷工的作用力。此外，由於Arthur Scargill所領導的工會行動涉及軍事活動，故柴契爾便透過國家軍情局（MI5）對工會激進份子進行滲透與監控。雙方交戰在歐格里夫抗爭事件（the battle of Orgreave）中達到最高潮，當時有五六千名工會激進份子與七八千名軍警對峙攻防，兩邊受傷人數高達百餘人且也有近百名工會份子遭到逮捕。值此同時，某大礦坑代理商跳出來公開表示將加入礦工工會的罷工行動，此舉讓柴契爾大為震驚，隨即一改強硬態度，放下身段表示希望與礦工工會簽署和平協約以終止這場紛爭，然而，該份和平協約被工會頭子Arthur Scargill給一口回絕了。眼看柴契爾即將吞敗，但戲沒看完就不能把話說死，豈料一個峰迴路轉，原本高調聲稱要加入罷工的礦坑代理商最終反悔，重重打擊了工會士氣，不久後，罷工以失敗告終，礦工們紛紛於1985年頹喪的回到礦坑繼續工作。一位追隨Ar thur Scargill的親信事後這麼說過：『當柴契爾送上停戰合約時，我們已經贏了，但Ar t hu r Scargill卻不自知而錯失了良好機會，因而導致強盛的礦工工會就此被摧毀殆盡。』更多人認為，在柴契爾擊敗身為龍頭工會的英國礦工工會後，英國工會運動就此落沒，且面對政府隨之而來的打壓仿若手無縛雞之力之人，也因此人稱柴契爾為「英國工會運動的終結者」（t h e n eme s i s of t h e t r a d e u n io n movement）。

        儘管如此，在柴契爾政府叱吒英國政壇的近十多年間，工黨默默調整其政治態度與作風，企圖以新面貌贏回民心、奪回政權，阻止英國政體一意孤行的向右偏離，於是出現了1990年代中後期重新奪回政權的「新」工黨 （‘New’ Labour），如John Major, Tony Blair與 Gordon Brown皆為這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別於過去的工黨，轉變後的工黨不再忽視自由市場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下的重要性，開始積極碰觸通貨膨脹與公債問題並正視民營化議題，此外，基於選舉考量，工黨一改過去積極與基礎產業工會建立合作關係的作風，轉而專注於拉攏勞動階級意識薄弱但相對具有社會經濟影響力的中產階級選民。整的來說，「新」工黨切割了過去工黨與工會之間的臍帶關係。         就意識形態上來說，「新」工黨走的是一條中間偏左或者是說由左向右修正的路線。是故，知名記者Simon Jenkins目睹工黨在Major, Blair和Brown經手下的轉變後，戲稱這三人是「柴契爾的兒子」（Sons of Thatcher）。時代雜誌的政治評論家Peter Riddell發現，歷經政權移轉輪替和左右兩翼交戰後，工黨與保守黨又走回二次戰後的共識模式，在許多政策主張上多所吻合或有所妥協，例如左翼工黨同意延用柴契爾政府時期的一些政策措施如：控制通貨膨脹、擴大市場自由機制、勞動市場彈性化搭配最低工資保障、賦稅制度合理化、建立社會福利資產調查機制等；另方面右派保守黨也在審核公共支出預算與其他一些工黨改革計畫方面表達支持。照這樣看來，英國兩大主要政黨的確在社會經濟政策方面再度產生共識，只不過，前一次的共識是集中在發展福利國家體制以穩定社會，而這一次的共識是在追求所謂的新自由經濟體制之建構以發展國家經濟地位，這表示柴契爾執政期間對英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造是相當成功的，因而英國今日乃定型為自由市場經濟體（liberal market economy, LME），日後的社經政策也將朝這方向發展，政權的左右輪替似乎也無關緊要了。

        看來，柴契爾以其擁抱自由主義至死不渝的堅硬態度，不僅僅終結了英國工會運動，同時也終結了左翼思想在英國的發展。就這方面來看，她的確是一名成功的政治人物，她對英國政治經濟的影響巨大且深遠。然而，這樣的成就並不單是她個人本身的政治理念、作風與行動所能觸及的，事實上，理想有餘但作為軟弱的英國工黨，以及行動力充沛但缺乏理性的英國工會運動，無形中替柴契爾政府搭好了通往自由主義國家的橋樑，而這座橋梁的基底正是人民對國家社會的心念。正如前述，柴契爾所握有的籌碼並不是高度的民眾支持，而是民心對左翼活動及其後果的厭惡感，她只是很聰明的利用了這點。         現在柴契爾已死，但左翼工會份子對她的恨意恐怕不會跟著消逝，但另方面，英國人普遍認為她留下了許多無形的政治遺產，一些工黨或左翼政黨人士承襲了她的自由經濟思想與理念，致力於務實的調節國家政策於全球化環境中，不再陷於非左即右的政策邏輯中。此外多數人民習得了她所提倡「自己顧好自己」的個人主義精神。再者，工會運動在法制規約下不再那麼劇烈的動盪人民生活而顯得為社會所接受了。         有趣的是，多數身為勞工者的人民對虛弱的英國工會似乎也沒太多想法或不滿，儘管柴契爾政府主打經濟牌的施政為英國社會帶來了更多更深的不平等現象，但社會大眾仍普遍反對回到那激烈的工會運動年代，正因如此，英國工會當前最為頭疼的問題乃在於要如何突破當前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交錯下的銅牆鐵壁，獲得復甦。對此，工會與其不斷咒罵其政治思想作為與瘋狂慶祝鐵娘子之死，不如進而仿效她洞察時勢與社會民心的手法，重新調配工會運動於階級、社會與市場間的作用力，或許便能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終結柴契爾「工會運動終結者」之封號及其對工會運動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