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權益

從《鹽鐵論》看當前世界經濟大勢— 兼論反私有化運動之必要性／倪世傑

        編者按：馬英九政府執政已滿第五年，國內輿論往往認為其向中國過於傾斜，但如放在國際資本主義發展的架構觀察，與其說向中國傾斜，不如說是更進一步地往國際自由貿易與投資體制的方向邁進，從2010 年兩岸簽署的ECFA，到今天的服貿協定，馬英九政府一直在打通自由化的血路，而國內僅存的少數幾家官營企業，也因此列入「被檢討」的名單，其原因就在於產權仍未徹底私有化，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教旨的要求。過去我們太過於依賴來自西方世界的各項理論對世界提出的解釋與改革方案，但卻往往忽略了世界資本主義歷史的短暫，往往無法提供足夠的經驗使人更洞悉發展中的興衰之道，這一篇專文特別從中國歷史出發，透過對西漢從盛而衰原因的探究，重新認識我們當前所面對的私有化問題。◎前 言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過去被批評為「封建餘毒」的中國古代歷史也更進一步獲得民間討論的機會，像是在最近，西漢初年的《鹽鐵論》就成為討論的熱點。話說西漢文景時期，由於歷經劉邦開國時的戰禍，政策以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為核心，傳承到武帝即位期間，民間已經積聚了相當大的財富，豪奢之風尤盛，社會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註一）的嚴重貧富對立情況，但武帝與文景不同，好大喜功的他對外北征匈奴，對內大興建設，這都需要國家財政支應；因此，他採取商賈桑弘羊的建議，將鹽鐵這兩項營利最豐的產業以及鑄幣收歸國營，並向有財產者徵財產稅（算緡）與打擊逃漏稅（告緡），抑商的政策充實了國家府庫，但卻使商人覺得從事工商業無獲利前景而紛紛退出經營。武帝歿後的西漢昭帝始元六年（西元前81年），由輔政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召集全國各地60餘位文化、藝術、思想和經濟界的代表，召開「鹽鐵會議」。所論者包括了朝廷的行政規模大小、朝廷與商業關係、對匈奴的和戰策略等等，堪稱中國有史以來首次的「國是會議」。20多年後，廬江太守丞桓寬將這次會議的發言和各方觀點整理為《鹽鐵論》一書，為當時的政策與思想論辯留下珍貴的歷史紀錄。◎《鹽鐵論》中的經濟治理思維         距今2100年前《鹽鐵論》中，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無疑是論辯的大方向，而這當中，又以經濟發展為要。社會賢達一派認為，朝廷官員應該儘快地廢止與民爭利的各項規定，像是均輸、平准以及鹽鐵收歸官營的制度，並提出朝廷官員的職能應以教化為中心而非以利益為中心。桑弘羊一派認為，面對北境匈奴欺壓，需要在邊境建造大量的軍事設施，屯田駐軍。可是，國防開支非常龐大，因此朝廷才將鹽、鐵和酒類由國營專賣，採用了平准法（註二）和均輸法（註三），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用於國防。社會賢達想廢除這個政策，一則會讓國庫空虛，二則會使邊境防禦資金短缺，由朝廷調節經濟是最有效的，並可以平衡社會貧富分化，推動生產以促進民生。社會賢達則認為，既然要做謀官職，朝中之人便不可處處牟利，政府與民爭利將嚴重敗壞社會風氣，對社會道德的消極影響是多少錢財都無法彌補的。所以政府應該把這些工商之事交給私人進行，社會賢達同時站在以農為本的角度，力主抑商。         「私營和官營」之辯更是當中的核心，哪種經營模式更有利於改進生產技術與提高產品品質，同時還能夠平衡貧富以穩定社會。類似的思潮，其實縱貫著人類自18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人類歷史。社會賢達一派的立論，相近似於今天的自由放任派：「王者不聚」，意味著小政府、讓利於私人，政府不可與私人爭利，私人財富壯大了國家也就壯大了；桑弘羊一派，強調富國優於富民，國富才能保障民間活動，民才能強，其主張類似政治經濟學思潮中強調透過政府這一只看得見手就社會經濟進行積極管理的所有派別：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國家主義等等。當中即為相似之處，在於倘若富國與富民的目標出現矛盾時何者優先？桑弘羊是主張此時必須犧牲富商的利益，況且，富商愈富，欲可能衝擊政治與社會的穩定。社會賢達派對於富豪在社會經濟中壯大的弊害以及朝廷對經濟管理的必要性幾乎絕口不談，而桑弘羊一派也避談由政府壟斷經營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以及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雙方各自表達了私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權衡。         綜觀以上，西漢朝一代的社會經濟，與今天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勢又何其相似？與2013年台灣政治、社會與經濟景況又何嘗有異？

◎當企業併購國家的惡夢開始蔓延         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暢銷書：《當企業併購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赫茲女士想要說的是幾乎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世人幾乎都具備的「常識」。1980年代之後大西洋兩岸柴契爾與雷根所發動的「新右派」經濟政策－私有化、自由化與放鬆管制－施行之後，不但快速地擊垮了工會的力量，私營企業也從中各種放鬆的法令規章中獲取了迅速成長的養分。赫茲不禁問道：當國家卯足全力為企業服務，我們將為此付出什麼代價？當人民不再信賴政府會照顧其利益，而由未被人民所選出的大企業接手政府的角色時，將會對世界帶來何種影響？結局，我們都相當明瞭，一個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多財富的時代，卻也是失業人口最多的時代，這更是一個是非不明的時代，在美國金融集團的主導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與世貿組織力圖把全世界及未來都變成了可投資的商品領域，而搞垮世界經濟的華爾街大商賈卻可以在領取鉅額選擇期權下「光榮」引退。私利慾望無限膨脹，「大到不能倒」或是「大到政府非救不可」的情況下引發的道德風險終將讓資本主義世界跟著一起埋葬。在台灣同樣地，政府秉持著「滴漏效應」看似無為的經濟管理哲學，勞工卻只是隨人顧性命，大學新鮮人22K的常態化，關廠失業勞工還要被政府逼債，長達十餘年的低薪化經濟發展，與不分藍綠政府所說，只要國際化、自由化，台灣經濟就有了活水源頭的說法完全背道而馳，因為經濟成長的水龍頭早已被資方「截流」！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台灣2012年的所得分配中最高20％家庭的可支配所得為184.6萬元，是最低20％家庭30.1萬元的6.13倍，而未經政府重分配之前的「原始所得差距」為7.70倍。此外，在所得重分配中，社福效果與賦稅效果的差距，1990年是2倍，2000年是6倍，2012年是9倍，顯示這些年政府的徵稅根本來不及支應具有重分配功能的社福支出，所得重分配政策的失衡日趨嚴重。減稅救企業，冠冕堂皇，不僅沒成效，更救不了政府財政的陳痾與民眾縮水的荷包啊！                 過去，台灣是威權體制下的發展國家，由國家透過官營事業掌握產業以及授信上游，引導民間的投資方向，雖說這本質上仍是一個以高污染、高工時與低工資所組合而成的依賴型發展，但台灣在短時間內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卻是不爭的事實，在這當中，吾人必須強調，提供廉價水電與能源的官營事業是具有重要角色的，它首先能夠穩定物價，進而穩定生產與社會，但這也不幸地變相造成 了台灣高耗能與高溫室氣體排放的產業結構。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二重性，一方面製造了龐大的財富便利人民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又製造出貧富兩極對立與自然生態的破壞。◎華盛頓共識及其盲點         一般提到華盛頓共識（Wa s h i n g t o nConsensus），係指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加上美國財政部於1980-90年代早期所推動政策建議。由於這三家機構皆位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故將此建議冠以「華盛頓」之名，與美國國父華盛頓沒有直接關係的。         「華盛頓共識」這個名詞是由經濟學者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於1990年所提出，時至今日，它幾乎與私有化、自由化、貨幣幣值穩定、大幅削減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角色這一藍子政策的同義詞。任何觀念的提出都有其時代性，具有界定問題發生的性質以及提出待解決的方向，華盛頓共識的提出即試圖解決「政府失靈」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最佳的方式不在他處，營造市場不受到人為干擾運作的環境，將能夠實現資源最具效率的配置。6年之後，威廉森發現他所提供的方案在拉美實踐的經驗遭遇困難，因此，他就又補充了一些內容，像是政府遵守財政紀律這一項加入了提昇民間儲蓄，增加初級教育支出，以及加強銀行監管。相當諷刺的是，西方國家強制強化發展中國家銀行監管，但自己本身卻做得相當差勁，2008年之後的經濟危機便是從美國金融機構的債務爆炸點燃了危機的引信。在台灣，金管會陳裕璋主委的去職即可視為新舊華盛頓共識之間的對壘，最後，則是由舊華盛頓共識的支持者贏得了這一場權力鬥爭。         另一方面，華盛頓共識的對象明顯是東亞發展型國家。東亞國家在二戰之後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突出的經濟發展引擎，在日本、韓國與台灣的發展經驗中，政府均扮演了引導投資方向，甚至主導資金投資流向的重要角色。對經濟自由主義者這顯然形成莫大的挑戰，這又要如何說服其它發展中國家減少政府的職能？在發展過程中有限的保護主義反而能夠構築工業基礎？而對發達國家最關鍵的議題則是，如果大家都在學東亞國家，西方世界的跨國公司勢必難以打入這些新興市場，以致失去了投資獲利的機會，這將大幅違背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的利益與願望。在美國牛肉進口案中，我們早已見識到華盛頓無所不用其極地打開台灣市場，而這就是華盛頓共識！         經過1994年墨西哥經濟危機與1997年的東亞金融風暴，華盛頓共識近乎破產，自由化所許諾的美好明天並未來到，反而在因全球經濟一體化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危機出現了感染性，從一個國家蔓延到另外一個國家。以俄羅斯為例，2000年普亭就任總統之後著手調整1990年代俄羅斯經濟自由化政策，開始對在私有化過程中斂聚大量財富的寡頭下手，2 0 0 5 年完成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的股權收購重新國有化，使油氣外 銷的利潤能夠回歸國內社福與基礎建設的經費。這也是為何普亭治下的俄羅斯民主倒退、選舉舞弊民眾抗爭不斷，但仍能夠持續當選俄羅斯總統。◎破除自由放任 重振國家管理的拉丁美洲國家經驗         除俄羅斯經驗外，太平洋另一岸的拉丁美洲在當前的發展顯然是另一個「異數」，為何1980年代後屢遭經濟危機侵襲的中南美洲國家，其經濟景況竟然還能維持相當程度的穩定？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南美洲國家早已開始著手「南南合作」的區域一體化工程，組織了像是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和南美國家聯盟（Unasur），透過區域內的自由貿易來降低對外部市場，尤其是擺脫對美國政治與經濟上的依賴。這當中又以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政局中持續地「向左轉」有著巨大的意義。首先，他們堅定的驅逐了西方自由放任經濟思潮，試圖扭轉過去做為美國經濟殖民地的國家地位。玻利維亞實現了政教分離了與禁止外國軍事基地駐紮，委內瑞拉在查維茲任內實現了石油與礦業國有化，左派經濟學家出身的柯利亞在厄瓜多利用石油帶來的財富，他們都讓人民享受公共教育、健康照護，並提升基層民眾生活水準，當前在拉美這些國家高舉社會主義改革的旗幟，進一步擴大國家在經濟上的角色，反對華府主張的自由經濟（即「華盛頓共識」），支持由國家主導國家經濟發展與福利分配的政策。且查維茲在世時更呼籲波國工人動員起來，行使工人對國有化企業的控制權。         但你千萬別一腳先踏入了「社會主義等於貧窮」這一套冷戰反共公式。厄瓜多在2010-2012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3.3%、8%與5%，委內瑞拉則是-1.5%、4.2%與5.5% 波利維亞則是4.1%、5.2%與5.2%。這些數據，顯然強過像是西班牙（-0.3%、0.4%、-1.4%）、義大利（1.7%、0.4%、-2.4%）、希臘（-4.9%、-7.1%、-6.4%）等身陷歐債風暴中的發達國家，（註四）而這些國家過去卅年來皆服膺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秩序，而現在其民眾正承受著過度放任下的苦果。雖說拉美美洲國家雖然取得了這些進展，但它繼續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之一，投資和儲蓄的水平仍低，勞工和社會保險不足，但若考量到他們掙脫新殖民主義也不超過15年的光景，他們所取得的成就顯然更為巨大，也足以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中閃亮發光，提供「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的發展路徑，而當中政府，而且是左派政府，在國民經濟與社會資源分配所發揮的作用必須受到合理的關注。◎從西漢末年看台灣：反私有化的社會改造契機開始了嗎？         經濟、政治與社會是一個共同演化的共同體，中華帝制時代的《鹽鐵論》中儼然已經勾勒出當代經濟思潮中政府與民間在經濟管理中的功能之辯，然不能忽略的是，西漢末期出現土地兼併的第二波高潮，商人、官僚、地主逐漸合流，加劇了土地兼併，越來越多的農民被拋出土地而成為流民，而國家稅基也因為流民化而失去，造成西漢末年的國家財政與社會危機。甚至，東漢的劉秀本身討伐王莽的「舂陵軍」其社會基礎就是土地豪強，因為王莽採取的是土地禁止買賣的國有化改革，雖說遭到貴族官僚的反對而廢除了，但也使劉秀獲得了土地資本的支持而創立了東漢。

        換言之，堂堂大漢，社會經濟的權柄早已落入富豪之手，與赫茲所謂「當企業併購國家」實有跨時代的同工之妙。貿易的自由化有效地促進了世界利用各地的比較利益進行交易，便利流通，但投資的自由化卻使一切都變成了投資標的，民生必需品都搖身一變成為商品。從拉美國家的經驗來看，國家其實一直具有區分商品與非商品的責任與權力，當國家將一切都視為商品時，還有什麼是不可以賣的？當一切都變成可以出售的商品，等於將決定人類發展的權力交給了企業，現在歐美國家正嚐受到自由化的苦果，而台灣過去之所以未被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擊潰，恰恰就是自由化不足所致，今天馬英九政府急急如律令般要將中油、台電私有化，為的就是與自由化的「國際潮流」接軌以求順利加入美國主導下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幫助國際企業打開台灣的投資大門，而在「利潤私有化‧風險社會化」的資本主義金科玉律下，社會的損失，又要由誰來承擔？         反對私有化，不是為了勞工權益那麼簡單，這涉及一個階級對社會其它領域的擴大統治，他也必須是一場政治運動，而台灣過去失敗的反私有化歷史，恰巧說明了缺乏政治運動下必然失敗的命運，以及當前台灣羸弱的工會運動之所由。西漢末年的景觀，恰恰就是台灣當前的寫照，國人焉能不慎乎？註釋註一 此語出自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第四。 註二 就是平衡物價，官設於京師，負責掌握京師所需和產物在各地的差價。 註三 各郡設均輸鹽鐵官，將各地上貢物品運往缺乏該類貨物的地區出售，然後在適當地區購入京師需求的物資。此法既能解決運費高昂的問題，又可調節物價。 註四 以上國家資料來自於CIA, World Fact 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