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

自由貿易？還是自由投資協定！ 論自由貿易協定與工人工資的關係／余世芳

正名：北美自由投資協定         促進三國之間貿易的自由化的確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特性，但卻不是協定中所要集中及強力推動的重點。在協定的大部分條款中所關注的焦點反而是擺在商品貿易之外的其他議題。而這是因為，在尚未針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之前，即因美、加已先簽定自由貿易協定（CUFTA），以及墨西哥在德拉馬德里及薩利納斯這兩位總統任內（ 1982 －1988）即已單邊進行貿易自由化政策，三國之間的商品貿易可說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自由化 。         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雖以「自由貿易」為名，但其最主要影響的部分並不在「商品貿易」這一領域，而是在於要強化「外國投資及資本流動」的自由。Grinspun甚至直指「自由貿易協定」這一名號根本就是誤稱，「最最適當的稱號應該是『自由投資協定』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設計來保護跨國公司的利益」 。         對於跨國公司來說當前的主要課題，就在於必需採取行動來降低生產成本，才能終止利潤率下滑的趨勢以及滿足全球生產值的需要。IMF前主席Jacques de Larosiere在1984 年的一次公開談話中毫不掩飾地說道：「過去這四年以來，資本報酬率已經出現大量且持續下降的現象。這或許有許多理由可以用來解釋這個狀況，但無疑地，這之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發揮了作用，就是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中資本投資的所得被工人們汲取分食的份額明顯增加了…這意味著在中期中，吾人有必要逐步減少實質薪資增長的比率，惟有如此我們才能恢復足夠的投資動力。」 既然資產階級將工人的勞動力所得做為其投資獲利不彰的代罪羔羊，降低勞動條件也就成了跨國公司增加利潤的方法之一。         而Ranney指出，跨國公司減少生產成本採用的另一種手段，就是利用資本的流動力。當資本一旦可以自由流動時，就為他們創造了機會，不僅可以自由移動到低生產成本的地區，也可以在不同國家工人之間升起的對立矛盾中獲取謀利的空間。不同國家工人之間的對立將使得他們對於薪資、社會福利、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的主張遭受破壞，跨國資本投資的來臨及離去讓不同國家的工人在壓抑權利申張及受威脅中擺盪著。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GATT的延伸，它提供了一個沒有障礙的平台，並建立了一個超國家機構，大幅增進了資本的流動力，並將區域內制度上及人為上的障礙掃除乾淨。         既然投資的自由化（ 尤其是美國跨國公司在加、墨兩國的投資）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主成份，使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宛如一部凌駕於北美三國之上的經濟憲法，透過外國資本具有「國民待遇」、廢除對外國投資的管控、增加資本的流動力、智財權法案、放鬆管制及私有化以及金融活動 的自由化等機制，賦予協定中的大國（ 即美國）及跨國公司至高的權利以能力，得以在以北美大陸的這廣大的基地上任意重組及合理化他們的活動。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可以說是跨國公司的一個勝利，藉由將加拿大的自然資源、美國的技術及資本、墨西哥廉價但有高度生產力的勞工結合在一起，成功地強化了他們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北美地區的跨國公司以美國所屬為主，美國跨國公司得以在這之中任意馳騁，處處可見美國以其在北美所具有的絕對優勢主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確為美國跨國資本開鑿出更為有力的獲利空間，而在開創的過程中亦伴隨著對於加、墨兩國政治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必要。Kimberly-Clark公司在墨西哥的負責人就曾這麼表示：「北美自由貿易區將可以把發生在墨西哥任何政策、制度上的變化『關在門內』，也就是說它將使資本持有者相信，墨西哥新的外向型經濟模式以及對於解除市場管制的承諾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         美國所要強加在加、墨兩國的意圖就是要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得以在這兩國中貫徹。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的改革是朝向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建立一新的關係，並由此確立私人企業（ 尤其是跨國資本）做為經濟成長發動機的角色前進。美國GoldmanSachs前共同主席－Robert Rubin即曾表示：「沒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墨西哥的問題將更加嚴重，不論是對墨國或對美國而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以確保墨西哥必然得持續為我們的投資者提供保護，這可以強化我們投資者的信心，並藉此抑制住墨國的難題。簡短地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最終目的是要保護墨西哥正在進行中的資產階級革命。」         加、墨兩國在權力不平衡的宰制下，由美國意志單方面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這兩國帶來的變動將是何其巨大。即使是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前加拿大自由黨政府部長且是OECD首長的DonaldJohnston亦表示：「設計這樣的自由貿易協定是用來迫使我們的社會進行調整。 」此外，既然是以「開放」為基準，國家的干預是不被允許的，尤其是加、墨兩國企圖施行任何與貿易相關的補救措施都將因此遭受到美國的「指正」。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透過各種機制將加、墨兩國政府戴上「手銬」，既無法出手協助本國當地產業/ 企業的發展，更進一步被排除在北美大陸市場之外。三國無產者同受其害         正因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成立將會大大地增加北美洲內部資本的流動能力，這對對勞工權益將會造成二個負面的影響：其一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會鼓勵資方及政府採取「低工資與高生產力結合」國際競爭策略。因此，範圍廣泛且執行良好的勞工權益保障機制，將是推行此一國際競爭策略的一個阻礙。所以，企業及政府將會試著將此一絆腳石搬開－即削減或撤除對勞 工權益的保障－以便宜行事； 其二、資本流動能力的增加及經濟的重組將減少工會的經濟及政治力量，因此也就隨之削減了勞工抵抗政府及企業剝奪其權益的能力。         再進一步闡釋企業與政府是如何訂定有利於其獲利的競爭策略。一般來說，擺在企業面前的提振競爭力的策略可有這三種：1）將生產線設置在勞動及原物料成本較低（ 至少比他的競爭者低）的地方，以減少生產成本； 2）將資本投入到技術的革新及勞工訓練中，以提升生產力及生產品質； 3）結合上述二者。而政府為了維持或增加投資及就業的水準，何供其採行的策略則有：1）放鬆管制、縮小勞工權利的範圍以協助私人企業穩住勞動成本； 2）提供物質的基礎建設（ 如交通、通訊、財產權、研發等）及「人力資本」（ 如高品質的國民教育、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等）以提高生產力及生產品質； 3）給合二者。         因為勞動成本是生產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勞工的技能是決定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從一個狹隘的競爭觀點來看，對政府及企業來說，策略1）及2）的結合都會是最佳的選擇。若這個策略真的奏效，則政府及企業將可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獲得優勢，而未跟行的其他競爭者將被淘汱而退出市場。所以這個策略的採行與否就不僅是競爭的問題，也涉及到生存的問題。         不過，對基本勞工權利的否定及勞工薪資減少的持續施壓，是有違社會正義原則且將陷政治於不穩定狀態之中，而在廣泛的認知中，社會正義、政局穩定是要比競爭為要，而這將使「不受管制的競爭市場」的擁護者面臨困境。而依據劣幣驅逐良幣法則，一個不受管制的市場會造成「差的薪資及毫無權利驅逐掉好的薪資及廣泛的權利」，因此競爭的市場應該受管制，以避兔低工資及權利受壓迫的情況出現。         當然，若無法有效將策略1）及2）結合起來，則勢必要從二者中擇一運用，但孰優孰劣卻很難在肉搏戰的競爭中明確判別。新古典經濟學則主張： 1）開發中國家中的企業並不會將資本投入到資本密集、高科技的產業中，而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可投入到物質基礎建設及人力資本的資源也就不多； 2）勞工的薪資水平（ 薪水及福利）是會隨著生產力的提升而增加。「既然薪資水平會反映出生產力的水平。則諸如美國這類高所得國家，還是可以與低所得國家競爭，這是因為前者較高的生產力優勢可以抵銷掉他們較高的工資率。也就是說，若這些發展中國家也有我們的技術、科技及資本水平，那他們的工資就不會這麼低。」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貿易理論自然會認為第一個論點是正確的。因為作為一個理性的外國投資者，若將資本投入到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密集產業中，將因此而帶動當地的生產力發展，進而提高了當地勞工的薪資水平，則他將不會享有單位勞動成本的優勢。此外，鑑於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風險較高而資本相對比較昂貴的情況，為提高生產力而投注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將比在OECD國家中進行投資來得大。這即指出，發展中國家中的製造業者（ 不論是外國的或本土的）要想在競爭市場中勝出，唯一能利用的即是這些國家所具有的天然稟賦－廉價勞動力的供給。而勞力密集、低技術的產業也就是必要配備。         如果這二個論點都能確切地解釋實存的世界，則發展中國家是低工資、低生產力的國家，而OECD國家則會擁有高工資、高生產力。且導出一個結論即是，這些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是相近的。甚且，隨著商品、服務及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的消除，這二種國家間的工資差異會有趨同的結果。         然而，事實上，新興工業國家的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是大大低於OECD國家的水平，而且這樣的差異是與時俱增，且不僅表現在與勞力密集相關的產業（ 如成衣及製鞋業），也表現在資本密集、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別上（ 如鋼鐵、汽車業）。發生這種現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興工業國家勞工的工資上漲的速度並未同生產力提高的速度一樣快。         但考察現實狀況，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是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論點截然不同。對於這樣的矛盾，有論者認為勞工能否成功抵抗資方及官方的打壓，會決定其所能分享到的生產成果有多少。也就是說，反倒是薪資的水平一般是由工會、資方及政府三方之間力量均衡狀況來決定，而不是勞動生產力。 若工運力量相對來說比較強大且是在民主政治的脈絡下運作，就可使薪資的上漲幅度與生產力的發展速度緊密扣連，那麼自197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OECD國家工運力量的日漸薄弱，其勞工薪資上漲幅度的確無法與生產力的發展等量其觀。         若薪資與生產力之間無「自然的」關連性，則影響低工資、高生產力策略可行性的主要限制就是開發中國家國內投資資本的不足及外國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有限性。但二戰後的歷史發展卻不是如此：開發中國家的製造業者成功地將他們勞動密集、低技術的產品大量傾銷到OECD市場中，並快速地累積其再投資的資本；與此同時，國際間的資本流動也因以下這些因素而增加：GTAA接連幾回合的談判增加了跨國公司在國外生產再回銷到本國市場的機會；資本輸出控制的解除讓工業資本家及金融業者得以自由地赴各地投資； OPEC所創造出的石油美元；新電腦科技；新通訊技術。

阿根廷反對自由貿易的攔路者組織，透過配戴面罩以防禦警方攻擊           因此，發展中國家可為其私人及公共投資尋找到資本，是與其經濟生產/ 產出的水平無關。多數發展中國家具有威權政體的特質，在大力投資國民教育及物質基礎建設的同時，會願意及可以與資本家密切合作以使勞工無法組織起來或屈服在受控制或腐敗的工會之下。這樣的投資可以確保勞工的技能不會成為生產力快速發展的瓶頸，而壓制勞工權利則可以使勞工薪資的增長不會與生產力的進展並駕其驅。         採用這個競爭策略的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表現及伴隨而來的經濟成長率皆呈現出亮麗的成績。於是，這樣的成功就增加了其他國家也得跟進的壓力。而也唯有在具有相對較民主的政體及工運力量可有效保障勞工權益的國家中，這個策略的發揮空間才會比較有限。         而從以上觀點所述，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將使得墨西哥循著低工資、高生產力的方向重組其經濟結構。美國與加拿大的跨國公司，不僅可在墨西哥境內任何一個地方投資、設廠，且原先在加工出口區生產的商品也能在墨西哥境內銷售，而這將大大不利於墨西哥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自然也大大影響了與此產業相關的勞工，或重創其工會的發展。         但在世界市場中，施行低工資、高生產力策略的國家不是只有墨西哥，的確墨國具有與美、加相鄰的地理上的便利性，但如果這種空間的因素一旦排除，那麼，泰國、菲律賓、印尼與中國等，都是墨西哥的競爭對手。         因此，甚可如此說，墨西哥境內大規模的失業狀況，反而發揮了阻礙薪資上漲的功效。若能再進一步防止自主性工會的成立，就能更確保其競爭策略的成功。而打壓工會與勞動權益這一作法，早在墨西哥加工出口區設立時就已在施行。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更加堅定墨國政府「馴化」墨國勞工的作法。而墨西哥勞工的權益若一再被壓制、勞動條件的提升永無明日的話，那麼，美、加兩地勞工對於工作外移的恐懼也將無止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