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

全球化濫觴下的…全 球 治 理／左蚤

        世界正以一種讓人措手不及的倍數速度在轉變，但對許多人來講這種文明的轉變卻是詭異災難的開始－經濟在復甦可是更多人失業掉入新的貧窮線下；許的醫藥被發明出來，可是卻有更多前所未見天譴式的疾病併發蔓延；許多新的產品問世，但讓許多人僅止於在櫥窗外觀賞無從享用；天涯若比鄰並沒有拉近人們間的距離，區域的紛爭或戰爭此起彼落…。 

        資本主義從二次戰前的重商主義，轉變到戰後的工業主義、福特主義，直到現在的金融主義、世界主義；配合著全球經濟的轉變，全球的政治結構也發生重大的變遷，許多的研究指出在八、九○年代新古典資本主義在喪失天敵－社會主義國家的崩解後－轉型成全球化資本主義，ODEC與跨國企業站在新的金字塔頂端，生產剝削、企業利潤追求，越形沉重而引發起眾多紛爭；這種情況讓許多人憂心忡忡，深恐再引起如20世紀初的二次世界性戰爭，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希望藉由國際聯合性等組織（如聯合國、NGO等）來執行讓資源分配等較具社會正義性的任務，來減低矛盾與衝突以維持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榮景；全球治理體系是一種新型態的多邊主義的基礎形成要件，其與傳統管制世界秩序的地緣政治究竟是衝突斷裂？或是置換互補？目前議論紛紛，但左派對此是抱持懷疑與悲觀的態度，如吉爾平（Gilpin）便質疑全球治理的本質意義，認為最好將全球治理視為純粹的語詞，因為烏托邦的空想只會造成最糟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與全球治理

    馬克思於1848年的共產主義宣言中寫著：「布爾喬亞階級透過他對於世界市場的剝削，賦予每個國家國際性的性質，促使他們去生產和消費。」馬克思更進一步描繪出商業競爭對於「國家工業」的摧毀，他們進口原料並將最終的產品輸往世界各國；雖然在馬克思年代中全球化資本主義並未成形，但馬克思藉由對經濟的觀察，他認為「創造一個世界市場的趨勢，赤裸裸地源自於資本這個概念本體」、「將整個貿易世界看做是一個國度」等；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是由兩個根本的面向所組成：其一是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對於支薪勞動者的剝削，其二則是資本家之間鉤心鬥角的相互競爭；馬克思在19世紀即嗅到資本主義暴裂發展的氣息，而20世紀初的世界大戰則是資本主義要掙脫國家軀殼的陣痛，在一國之內的積累事實已證明不足以豢養資本主義的利維坦巨靈，它蛻化成超國家的方式流竄人世。

      1914年8月份國家體系內爆之際，促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將政經諸多論點，整理彙集為目前名之為全球治理的觀點，但也使兩個尖銳對立的核心立場浮上檯面。 

    一是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超帝國主義理論”，主要討論朝向“企業聯合化”（cartellization）的趨勢，透過這個發展，頂尖的企業行號將他們自身聯合在一起，以迴避彼此間的廝殺競爭。考茨基所說的帝國主義是指涉強大勢力之間整個政治地理競爭歷程，而殖民帝國的建立不過指是其中的一個面向罷了。超帝國的理論家傾向將先進資本主義描繪為必須倚賴剝削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工，這樣的觀點其實也跟列寧的信念存在著一致性：即西方勞動階級都已經被帝國主義的豐厚利潤所收編。但這無法說明世界貿易和投資在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內流動，而非流往第三世界的事實。 

    一是列寧（Lenin）的“帝國主義理論”，他將帝國主義視為經濟權力高度成長之後所產生的結果，他接受赫夫汀所刻劃之逐漸組織化國家資本主義的圖像，列寧認為“國家組織是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反射”，他借用霍布森（J.A.Hobson）的概念，認為現代帝國主義牽涉到「（1）數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以及（2）比起一般商人，金融家更佔有優勢地位。」而托洛斯基（Trotsky）在1924年提及：「世界最根本的敵對勢力，將沿著美國與英國之間利益衝突的撕裂線發展。」因為工業、財政的發展以及海軍的領先技術，使得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已經超越了英國的發展；托洛斯基側重英美的敵對關係，對列寧的說法有著補充作用，也符合歷史的普遍發展－羅斯福政府利用戰爭時期的反希特勒的同盟關係來移除美國的貿易障礙，得以進入以往被大英帝國主控，封閉分裂的經濟區域，世界帝國的霸權在移轉中，而且以一種極為複雜的方式在運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既競爭也合作…。 

    葛蘭西（Gramsci）提出霸權的概念，這可運用在國際領域，葛蘭西用這個詞彙去指涉智慧與道德領導氣質，他相信這是任何階級想要支配社會的必要條件。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在經過冷戰與社會主義國家全球性的對立後，意識到了超國家的合作對其的價值，全球化資本主義已形成主流的霸權思想，考克斯（Cox）認為「一個世界秩序的霸權結構，主要意味的是在雙方同意的形式下，所取得的權力」。換言之，世界秩序的建立，有賴於是否有能力透過規範性的語言，來正當化自身，使得他者接受其治理。 

    高文（Peter Gowan，1999）發展出一個更具解釋力的論點，他認為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華盛頓浮士德式的世界治理」。它的源頭不在於經濟或技術的轉變，而是在於197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面臨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後，持續不斷的政治策略運用，他們的策略引領著世界進入一個美元的新紀元，亦即華爾街機構（DWSR）。尼克森政府在1971年8月決定以美元取代金價，使得國際貨幣系統進入一個純粹貨幣標準的時代，這不只是讓美國對於其貨弊交易比例，握有強大的的政治控制力，也使其在面對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時，擁有強大的制衡力量；華盛頓和華爾街因此能夠控管逐漸增加之私人財政的全球流動，迫使其他國家採取嶄新的政策，開放他們的經濟以擁抱外資。在這樣的情形下，社會經濟的重新結構強化了那些與國際流動貨幣資本有一致的國內利益團體。

    高文強調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多半是衝突而非和諧的，想要維繫美國對於既是盟友又是敵手關係所擁有的支配霸權，就必須依賴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條件：「許多針對美國霸權進行的討論，都忽略了此一宰制所採行與想像的特殊政治型態，亦即美國的支配可說是只繫於它那無與倫比的量化力量資源－睥睨全世界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高文界用了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主權理論來說明這個政治模式的運作－「主權代表著誰握有例外的決定權，誰又能夠決定國家面臨緊急危機；因此，倘使美國希望擁有凌駕於西歐之上的霸權，那麼他就必須隨心所欲的讓此區域的國家遭逢危機；換言之，它必須能夠在其不容取代的領導權跟前，為所欲為的號令這些政治社群，遵守秩序並自我規範。」

●扭曲的全球治理體系

        在上節我們以資本主義對立面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廓清全球化的面貌，馬克思主義極度批判目前的全球治理文獻，認為它們絕大多數都缺乏反思的本質，這樣的懷疑基於三個主要的理由：既存的文獻誇大全球制度與市民社會的自主權力與效率；至於解釋如何管理世界秩序的問題，這些文獻則採取多元主義的分析形式，在理論上傾向將全球治理視同國際秩序的有效來源；而正因為採取多元主義的研究形式，一般全球治理的研究也無法從全球政治的動力學，穿透與跨越至真正支撐性的權力結構。全球治理的觀點或許能夠正確地描述事實，但卻極端地忽略對於權力的詮釋。卡爾認為：「權力對於治理而言是難以拋棄的手段。想要國際化治理，便需要國際化權力；且說穿了，國際體制就是由那些替治理目標提供必要權力的國家所主導。」因此全球治理是一股樂觀主義的思潮，治理事實上會牽涉到是否有“共同利益”的存在。

        全球治理體系在這種氛圍下，當然是遭到極度的扭曲，它其實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權力領域的反影，聯合國是全球治理的最大機構（其它如國際政府組織IGOs、非營利非政府組織NGOs、跨國性非營利組織INGOs等），但它許多對於開發中國家發展有利的計劃經常受到資本主義列強的反對，美國甚至以“預算懲罰”的方式來進行杯葛。雖然，盧安達、波士泥亞的人道干預失敗，但聯合國憲章的內涵現在被廣泛地解釋為“認可合法人道干預”，人道干預被借應為「在沒有治理權威的許可下，軍事界入一國事務的做法，而其用意在免除住民蒙受大規模的磨難」。這個逐漸行成的共識意味著外部干預的合法化，至今「國際社群」只願意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將其標準強制加在「衰弱」國家之上。

     吉爾平對於全球治理的概念，提出了強而有力的現實主義批判，他認為全球治理的制度並不具備「執行決定的能力，在當代世界中，只有民主國家具備此一能力」。卡林科斯（Alex Callinicos）藉由拼湊全球治理的用詞，展現美國霸權與資本主義結構性力量運作，雖然馬克思主義承認全球治理建構了「史無前例的政策統合與主要國家之間合作的制度性形式…它們代表，並非終結，自全球資本主義開始以來的經濟與政治衝突的持續」。從這個觀點來看，全球治理離真證的全球化還有一大段距離，因而它不過只是另一個政治統制的形式。

        90年代以後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雖裂解三個區塊－北美、歐洲、東亞，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形勢，無可諱言的，「華盛頓共識」是他們的最高指導原則，G8、WTO、IMF、WB等國際性組織則是其擴張工具，而在擴張的過程中，主流霸權意識形態甚至推出許多光鮮亮麗的口號－全球村、無疆界國家、知識經濟等來合理化其擴張政策，資本積累以其特有的韻律推動著世界的整合…。 

        由此觀之，全球治理雖被視為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緩衝劑，但很多時候它也是一種強化劑，在濟弱扶貧的社會公義面具下，它滲入標的並注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毒液；台灣處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半邊錘地位，對全球治理的雙面向的特性必須清楚…。

●反民營化保留台灣經濟自主性

    全球化是自由國際主義的第三波浪潮，資本列強以超國家的形式（如跨國公司）逕行擴張（全球在地化），深入的解構與剝削對許多傳統區域造成傷害，而具防護功能的全球治理機構是如此式微甚至扭曲，人類經濟的發展反成了人類文明的黑暗時代。 

    全球化資本主義對國家的攻防是有其順序，營造全球化諸多利多的面向，以自由市場經濟主義主張“小政府”限縮政府功能，以“民營化”打開國家經濟的防禦線，讓外資長驅直入；但事實上，任何秩序的執行都需要國家的參與，國家的功能並不如一般想像般的減弱，反而是在若干方面強化以取得民眾的“服從”；而台灣剛從國家威權統治下解放出來，舊制度的裂解讓新的民主力量得以釋放出來，台灣轉型正自展開，但如何才能不淪落為資本列強的附庸，擁有對自己未來的自主權，是當前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首要考量。

    一如吉爾平言國家才具有執行決定的能力，台灣的發展事實上是依靠著國家的決策，而國家在執行決定失敗的主因有三：1.外部力量的存在；2.資源的匱乏；3.政府的不情願。而這三個導致國家失能的關鍵因素並不全然存在台灣的政經現實中，但最大的問題是在國家官僚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認識不清；台灣60年代的起飛讓台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於有利的地位，我們不期望第三世界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國家失能而導致的失序現象出現在台灣，因此本會從過去都一直主張“反民營化”路線，即希望國家能藉由政府的國公營事業對資本列強構築有效的防禦線，不要讓直接外資（FDI）佔據過多的經濟生產，台灣必須對打造自己的未來有充份自主權。 

    本會自80年代起即堅持“反民營化”路線，呼籲政府必須重新定位國公營事業，混合型經濟對經濟發展有一定成效，而國公營事業的公共性在全球化中愈形重要。本會莊理事長出任行政院民營營化監督諮詢委員會委員，即在會中對此多所主張，在去年8月中旬推動民營化論壇，讓民營化政策重啟討論的空間，而政府近期的金融改革，引發了社會輿論對全民資產的重視，民營化政策也受到相當程度的質疑，甚至被評為圖利財團、賤賣資產；本年5月23日「行政院民營化監督與諮詢委員會」與「行政院公營事業推動委員會」首次召開聯席會議，在工會代表委員強烈堅持下，決定重新檢討是否持續推動民營化政策。會後，經建會主委胡勝正與勞委會主委李應元召聯合召開記者會，胡主委表示：“政府自78年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現在待繼續推動的國營事業還有15家，近來因應時空背景的改變，公營事業民營化是否有其必要性，應該從其產業特質重新個別檢視，其中具公用性與負政策任務較強者，如：水、電、郵政、石油等，是否要完全民營化，應該要特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