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議題

南韓能，我們不能嗎？ 南韓經濟轉型／小馬

    韓國近年的經濟成長是亞洲四小龍中最耀眼的，其年經濟成長率僅次於中國大陸，韓國從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走出來，國民年收入暴增達17,000美元，超越了台灣的14,000美元，於是許多政論節目或媒體都以此大做文章，大談“韓國可以，台灣也可以！”的論點，但果真如此嗎？真的能移植別國的成功經驗嗎？能毫無條件嗎？韓國1997轉捩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其歷史背景如何？

1997風暴－青瓦台風雲

        金泳三是南韓第一個文官出身的總統（第14屆），象徵著韓國從朴正熙以來的軍事威權統治時代的結束；在過去軍事威權統治下，韓國的經濟是由統治階級來主導，而大企業與銀行體系都是位於從屬關係，官僚體系只是執行的工具，南韓的軍事威權政體奉行「日本模式」－“藉著國家機器和財團調動資源，追求投入驅動、加工出口的經濟成長。”成功地由進口替代轉型成出口導向，這種威權國家體制與解嚴前台灣很相似，甚至連歷史進程都有幾分的類似。

    南韓60年代在朴正熙帶領下由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政府選擇特定產業－重化工業，由銀行大量借貸給財閥（cnaebol）以擴大產業規模來形成壟斷，以增強對外競爭力，在1987年之前這套策略是成功的，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但繼任的全斗煥仍舊沿襲著這個經濟發展模式；到了1983年韓國五大企業－大宇、現代、三星、SK、LG的總產值佔全國GNP的52.4﹪。此時南韓的經濟體制具有政治干預、家族經營、官治金融等三大特性，政治居於主導地位，控制著國營銀行也緊緊控制著財閥的資金來源，企業居於附屬地位並與政治形成緊密的政商勾結網絡。

    1987.12盧泰愚接任南韓第13代大統領開始了韓國的第6共和時期，盧泰愚施政的經濟目標有四：1.放寬政府對市場的控制、2.產業結構的調整、3.增加國際競爭力、4.對金融機構的改革。其中金融的改革開放雖僅部份，但其卻撼動過去企業取得資金唯一的管道，其影響最為深遠，國外金融市場的開放讓財閥的資金來源多元化，不必再仰賴政府銀行的鼻息，政府對企業的控制力下降了，企業的自主性加強，南韓進入了“政府放任企業主導時期”，在1993年的大選中甚至出現了現代集團總裁鄭周永組黨參選，企業與政治平起平坐的局面。金泳三的金融改革卻更進一步全面化，企業取得資金更容易，但這帶來負面的影響，企業大肆舉債擴大產業規模，企業旗下擁有數百子公司的情況可說稀鬆平常，但因涉足過多核心事業外的領域，這些大企業的獲利率直線下降，甚至虧損累累，瀕臨舉債養債的惡性循環。

    1992年民主自由黨的金泳三以42﹪的選票擊敗平和民主黨金大中的33.8﹪、統一人民黨鄭周永的16.3﹪，當選韓國第14屆總統，金泳三是南韓第一個文官出身的總統，為了擺脫過去威權統治的包袱並提高當時人民對執政政府的信任，演出了著名的“世紀大公審”：

1994年10月，漢江橋倒塌－造橋的東安工程公司是朴正熙的金主；

1994年12月，漢城瓦斯廠橋爆炸－漢陽建設公司是盧泰愚的金主；

1995年6月，漢城百貨公司倒塌，建設公司是盧泰愚的金主；接連

的意外奪走數百人的生命，讓韓國人民正視政商勾結的婢案；1995

年10月反對黨國會議員朴允東揭露盧泰愚擁有人頭秘密帳戶4000億

韓圜（約5000萬美金），7天後盧泰愚在記者會上道歉承認收受大約

6億5000萬美元，舉國嘩然；檢察官在民意與輿論壓力下，對全斗煥

及盧泰愚二個前總統進行收押偵訊，全斗煥為了脫罪供出金泳三與金

鍾泌在政黨合併時收賄款，金泳三在1992年大選中也曾收企業的政

治獻金；經8個月的審理，檢察官依受賄罪及謀殺罪求處盧泰愚終生

監禁、全斗煥（光州事件）死刑；法院受理後判決全斗煥死刑並沒收

財產2億8000萬美元、盧泰愚有期徒刑22年6個月，並沒收財產3億

5000萬美元的財產；1997年4月，最高法院改判全斗煥終生監禁、盧

泰愚有期徒刑17年。

    金泳三雖有心勵精圖治，但他的親信張學魯、權魯甲與兒子金賢哲卻捲入政治獻金與賄賂案，聘任金賢哲的韓寶集團爆發財務危機，演變成金泳三幕僚總辭，這讓金泳三的改革蒙上重重陰影。

        1997年10月金泳三卸任前，舉國正瀰漫於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正式進入富國俱樂部的喜悅中，亞洲金融風暴卻悄然掩至，在短短六個月中，南韓股市下挫71﹪，韓圜貶值59﹪，失業率急拉到6.8﹪，進口貿易衰退35.5﹪，並向國際貨幣基金（IMF）紓困570億美元，接受了IMF苛刻的政治經濟調整方案，1997年12月3日南韓政府與IMF簽署援助條約，該日被訂為“國恥日”，隨後南韓人民即發動每人一美元運動，籌措資金幫助政府渡過難關。

        歷劫1980年光洲事件的金大中在1997年底當選，1998年2月就任，金大中就任時的國家經濟背景與金泳三就任時相去甚遠，金泳三初期是韓國經濟發展的巔峰期，因此政策都集中在“全球化”的主流概念，“自由化”是主要方向，但金大中是在風雨飄搖中上任，背後還有IMF強大的壓力；但金大中的改革決心比金泳三更強烈，他在「大眾經濟論」中表示韓國主要問題在：大財閥、區域性經濟發展、部門不平衡。他採取「政治自由化‧經濟再管制」的模式，除了因應IMF的金融改革要求外，金大中還進行解構財閥．重組財閥的策略，避免重複投資，並讓資源能正確分配，提高生產效率，目標是「一產業一企業」，金大中的改革雖只有短短二年但已讓南韓經濟從谷底翻升，南韓前五大企業分別是現代、三星、大宇、LG、鮮京，南韓的表現符合IMF的要求，也被西方國家喻為近代國家發展的新典範…。

歷史洄漩－永恆的改革魔咒

        改革一直是痛苦的人為過程，打破一些規矩又重建了一規矩，短期眼前的成功卻有可能是未來浩劫的開端，南韓沉醉於擠入OECD富人俱樂部之際接踵而來的是金融風暴，柯林頓正盛讚墨西哥的自由化經濟奇蹟接踵而至的是龍舌蘭酒危機，成功與失敗似乎總隔一線間…。

        金大中的改革針對財閥，因為過去財閥因投資浮濫、壞帳過多、效率偏低、企業倒閉引發連鎖效應，金大中將大型企業解構、重組、甚至放寬FDI的限制，效率是提高了，但卻更形集中壟斷，三星一年營業額超過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整個國家的整體收入，企業國家的形成對人民與勞動階級不是福音，金大中籌劃的「一產業一企業」的模式不正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寫影麼？金大中要排除財閥在經濟中的負面影響，企業的裂解重組似乎造成了更大的企業巨獸，而控制巨獸的韁繩並不全在南韓政府手中。韓國追求國家富強，在改革後國家的控制力卻更削弱；大政府變成小政府，造成勞資的衝突與矛盾隨著國家功能的衰退而愈演愈烈…。

        資本主義的危機就在“生產過剩”，當多餘的產能未能消滅之前，所有生產的弔詭總是強者玩弄的利器，改革是強者變更現況最佳的托辭，弱勢者會在改革過程中更居劣勢以至流離失所，不安在社會四周騷動；要求貿易經常出超的國家背後最大的危機就是國內產能過剩，台灣目前不也正處於這樣的境況麼？為了替資本尋找出路的資本家跟國家常是對立的，1989年2月王永慶在“資本家之怒”中宣告－“因為勞資爭議與改變的投資環境，台塑決定終止一切未來在台的投資，重新審查一切進行中的計劃。必要的話，將結束在台的營業。”近期中的曹興誠、徐旭東對國家政策強烈的批判不也一樣是建立在替資本找出路的思維上麼？

     韓國能、我們不能嗎？

“韓國能，我們不能嗎！”這是最近許多討論經濟發展的媒體在言論中所透露出來的訊息，他山石可以攻錯，失敗的經驗可為借鏡，但成功的經驗就可以移植嗎？韓國的經驗只不過才從1997年到現在2006年，改革時程不足10年，是否成功尚在未定數，實在不宜就此認定：韓國能，我們不能嗎？90年代時當舉世對東亞奇蹟羨慕不止時，日本的泡沫經濟才正開始，當對亞洲七小琥經濟發展研究的文讞墨跡未乾，亞洲金融風暴卻從攻擊泰銖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