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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議題]夏蟬vs螞蟻…全球化下的隱形戰爭/小馬勞工議題

夏蟬vs螞蟻… 全球化下的隱形戰爭/小馬

◎政治失靈與市場失靈

        台灣今年的水災瀕仍,些許的傾盆驟雨就讓許多地方變成水鄉澤國,藍綠媒體口水節目繞著災區淹水問題,展開一陣攻防,大體的結論是-“因為精省後,省水利局解散,治水的工作交付各地方縣市政府辦理,結果事權不統一、專業不足、經費也不足,才導致近年的遇水則澇,遇旱則魃的局面。”這是典型的政治失靈,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需要媒體的渲染以爭取選票,默默的打基礎功沒人有興趣,政治失靈的現象在民主國家裡俯拾皆是。

  經濟部發表了亞州貿易出超國2005年1-6月的狀況(單位:百萬美元):

        日本  42,591  大陸39,690  南韓12,815  新加坡7,336  台灣425,這是台灣歷年的最低值,如果扣除對大陸、香港的出超,台灣將呈近400憶的負值。而對大陸的出口依存度:台灣25.8﹪(93年)26.5﹪(94年Q1)、南韓19.6﹪及20.4﹪、美國4.2﹪及4.2﹪、日本13.1﹪及12.5﹪;可說大陸愈來在世界經濟體中愈舉足輕重,台灣企業的外移造成台灣市場的消條,失業率升高與通貨膨脹同時存在,滯脹嚴重的情況已不是政府再多給資本家一些優惠特權就能扭轉,市場的失靈變成必然,這一如米歇爾.阿爾貝(Michel Albert)在《兩種資本主義之戰》中所提,當今許多國家遇到的問題不止是結構或政策的問題,而是更深一層的東西,是新資本主義(以美、英為主)的濫觴,新北美的經濟模式一如夏蟬般的喧囂引人注目,個人主義對短期利益的聚焦,讓經濟一如燦爛夏季中的夏蟬喧囂引人側目,但很快的會為此付出代價。阿爾貝提出萊因模式,並將之比為與夏蟬相對的螞蟻,強調經濟中集體主義、利它主義的重要性(這在後文中會述及)。

 

◎第三階段的資本主義-當企業併購國家…

  資本主義自1791年開始發展至今已有二百餘年歷史,我們大約可將之粗分成三個階段:

 

  1791年-資本主義與國家的對抗。

        此期正值法國大革命的高潮,出現了有關經濟的“沙伯里法律”(Le Chapelier law),法律廢除了行會制度和公會制度以及君主制對經濟的支配,建立了商業、實業的原則;表面上帝王制崩潰了,國家在市場前步步退卻,但新興的工業創造出“人剝削人”的現象,而這現象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更趨嚴苛;1848年馬克思在其《共產黨宣言》中對此做了嚴厲的批判,並呼籲被壓迫者起來反抗。

  1891年-國家對資本主義的制約。

        面對著社會主義在各工業先進國裡的發展,工人持續的反抗已危及政權的存續,各國政府所有的改革都在彌補市場的過失,旨在限制自由市場經濟引發的各種專斷、不公平與貧困的現象,軟化資本主義的粗暴傾向;在這一階段國家做用得以持續膨脹,是因共產主義給予其對手強大的政治和道德壓力,北歐的福利國家、歐陸的社會安全、社會保險制度都是在蘇維埃政權鼎盛期設制,以之來對抗。   

  1991年-資本主義替代國家。

  1989年蘇維埃政權的傾頹,讓資本主義喘了一口氣,許多人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終極階段。其意識形態極其簡單,就是“市場優於國家”,社會保險制度鼓勵懶漢、稅收嚇跑了有膽識有活力的人、只有通過減稅、降低社會保險費用、放寬限制,才能使市場發揮創造力。

    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企畫局副局長的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名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書中武斷的提出結論-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意識型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有趣的是當福山的歷史之終結正被先進工業國家奉為圭臬時,福山卻出了《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一書,書中有一章節“資本主義將耗盡社會資本嗎”對當前如日當中的資本主義做了一番討論,甚至認為:“當政府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共安全與財產保護時,人民不僅對政府不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度也會降低,進而影響社會的凝聚力。”右派的自由市場學者做了如此大的修正時,新型資本主義顯然出了很大的亂子。

    在資本主義歡欣慶祝它的勝利的同時,資本主義因失去了它的天敵-社會主義國家而開始露出了它曾修飾隱藏的粗暴傾向,全球化、民營化、知識經濟、無國界市場、…等觀念提出,讓膜拜的群眾醺醉,但事實很快讓群眾醒誤到更黑暗王國的來臨。 

    諾瑞娜.赫茲(Noreena Hertz)在其暢銷的《當企業購併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書中,對新型資本主義的狂暴有深邃的批判,她在最後結論的新方案中提出了三個面向:1.國家必須卸除企業的權力;2.點滴理論(trickle-down economics)被政府當作提供企業福利及減稅的藉口,必須全面停止。3.政府必須清查全國企業的權力。她認為:企業購併國家的系列發展過程中,那些所謂「私有化」、「鬆綁」、「改革」、「全球化」,已到了必須將它澄清的時候。

當先進國家的經濟學者隱隱感到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其幽暗面向,正在省視其得失利弊之時,台灣的右派產官學者則正熱衷於新型資本主義的發展,事事必稱全球化、聲聲自由化,尤以對全球化中先進工業國對落後國家的攻城「特洛依」-“民營化”更是執迷不悟;勞陣在“新國有政策”一書中指出-民營化政策乃是在國民黨政府積極推動,三黨一派都想分一杯羹的情況下,成為圖利本土財團與地方派系的工具。事實也指出民營化政策是所有右派資產階級政府的最愛,接替執政的民進黨對過去執政黨的民營化政策則是照單全收,誠如馬克思所言:國家是資產階級的財產管理委員會。

 

◎妖魔化的利維坦

    當右派在修理社會主義或國家主義者,都常將國家比喻成“利維坦”(希臘神話中的巨靈)妖魔化國家,認為國家干預太多,真正的政府應該干預愈少愈好,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一個經濟體的運行真的可以在無政府狀態下運作嗎?

        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說過:「資本主義乃是人類有史以來所發展出來的最好東西,但它也是最壞的東西。」在企業購併了國家後所形成的這種全球化新型資本主義,無疑是它最壞的結果。而不幸的是現在資本主義陣營的主流思想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台灣在這種洪流中根本毫無自省的能力,全盤接受自由市場、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忘卻了過去成功經驗裡的根本要素。

    台灣經濟是在國家統合主義型態下走上成功之路,是一種國家統合主義型態下的混合經濟,所起的功能有如現在經濟學者研究東亞奇蹟時所提出“雁行經濟理論”,國營事業充當領頭雁帶著中下游的小雁前進,這樣的結構有效的帶領著台灣渡過了二次世界性的能源危機;但在台灣政黨的統治權爭奪戰中,一些偏綠的學者將國營事業打成了黨庫通國庫,認為國公營事業是執政黨的政經打手,其實這是以政治的角度來思考經濟問題。

    台灣掀起的民營化熱潮,許多人認為只要達到自由市場、自由經濟、夜警政府就可成就經濟發展,這可能太過一廂情願,熱衷民營化的產官學者應該看看英鋼、日鐵為何在打完民營化下企業購併國家的頭陣後,為何又走上了回頭路?探討一下自由經濟是否出現了嚴重的暇疵?

 

◎黃土地上滾滾而起的巨龍

        中國大陸在鄧小平復出後走出迥異過去中國社會主義的路線,採用所謂的“商品公有制經濟”,這跟萊茵國家的市場社會主義頗為類近,但實際上差異仍多,中國大陸的“抓大放小”,頗有混合經濟的架勢,但這架勢正是台灣經濟起飛時的國內經濟架勢-台灣的微型雁行經濟組合,不正是政府抓大放小的寫影麼!但事實也證明了這套架構的成效-大陸改革後長期的二位數經濟成長率。而台灣在苦苦追趕先進國的新自由主義,卻連年遭到經濟成長率下修的痛苦。

        中共的經改不同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實施的修克療法,中共在11屆6中全會中提出定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上漸進式的改革,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並定義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1.由傳統的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轉變;2.由落後的農業國向先進的工業國的轉變;3.由農村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向發達的商品經濟轉變;4.由貧窮落後的國家向富裕發達的國家轉變;5.由超越階段和僵化的經濟體制向有計劃商品經濟體系的轉變。。

         1984年10月中共12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以「承包」為主的「經營責任制」作為實行「兩權分離」(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具體形式。而企業承包的原則-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收多留、欠收自補。但中共整個經改中一個最重要的主旋律是-抓大放小,會影響國計民生者(如鋼鐵、航空、電力…)由國家掌控,而消費型輕工業則放權由地方經營,可能採取承包、租賃、股份經營、合資諸多型態。

        鄧小平南巡後,中共向市場經濟做有限度的修正,以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立國的歷史進程,這樣的修正勢必引起主劉及保守派的反彈,為了避開政治上的路線鬥爭,中共費盡心思研議了多種改良漸進的模式,由純計劃經濟過渡到公有制商品經濟,避免經濟因理論路線的修正而失序:

1.布哈林的天才思想:列寧在戰後提出新經濟政策,布哈林於此時提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想法。

2.蘭格模式: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在泰勒調節規則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試錯法”。

3.布魯斯模式:波蘭經濟學家弗.布魯斯針對蘭格模式的缺陷提出“由國家市場來引導企業決策,實現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分權模式。

4.錫克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的微觀平衡應由市場機制來解決,只有宏觀濟平衡才應由政府制定有約束力的國民收入分配計劃來實現。

5.科爾奈模式:匈牙利科學院士亞諾什.科奈爾提出國家宏觀間接控制下的自由市場模式。

經過理論路線的反復辯證,凝聚了一定的共識後,中共在經改的方式上,也出現了激進與漸進二極的辯論:

主張激進方式者的認為:

1.經濟改革是一張嚴密的網絡,零碎的做法不足以起作用。

2.激進的做法可以減少行政的阻力,解決的辦法是過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來避開行政體系的干擾。

3.就體制中所需調整的規模而言,需要進行激進的體制轉軌。

4.波蘭等國嚴峻的經濟形勢需要進行迅速的體制轉軌。

主張漸進方式者認為:

1.只要政治領導人始終不渝的致力於市場改革,終會有所作用。

2.有助於減少改革帶來的社會成本,這有益於增加對於改革的社會支持。

3.在一個經過漫長的經濟改革,市場文化已深入整個社會的國家,有可能避免激進的改革,從而選擇漸進式改革的過渡方式。

4.在一個宏觀經濟相對平衡穩定的國家實行漸進式的改革較為有利。

 

    最後改革派贏得裡子給保守派面子,經改的進程是按前中共領導毛澤東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但中共卻從純計劃經濟向公有制商品經濟暗渡陳倉,中國成了世界熱錢的匯集地,成了世界最大的代工廠;回首中國經濟改革歷經-“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解為輔”、“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階段,循序漸進的結果避免了如蘇聯諸聯邦經濟改革中所衍生出來的盜匪資本主義(國公營企業的經理層利用法律空檔將企業據為己有)。國家能夠宏觀控制經濟,但也給了資本家一定的空間,調動了資本家與工人的生產意願,這在經改以來中共的經濟成長率就說明了這樣結構的一定成效。

 

◎彈丸奇蹟-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是東亞四小龍中,腹地最小、經濟規模最小的,新加坡的經濟卻是在強人李光耀領導下確立了國家統合主義的混合經濟形態,直到現在仍以公營事業為其經濟體的主導龍頭;新加坡國有企業主要有兩種形態:一是政府所屬的控股公司;二是半官方的法定機構。

    1990年新加坡三大控股公司下轄618家國有企業,分別為-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製造業、運輸業、電信業、金融業、服務業)、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國防工業)、發展部控股有限公司(城市建設、住宅)。

    法定機構則是由國會立法設立的半官方機構,通過部長向國會負責,比政府部門享有更大的自主權和靈活性,與政府官僚系統相分離,是獨力的法律實體,可以用自己的名義全權負責法律訴訟、簽訂協議和處置財產。

    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嚴格分開,政府不干涉其經營活動,董事會成員由政府部門任命,以貫澈政府的政策方針。但企業經營不善時,政府機構有裁處權。國有企業一律以私人企業的名義註冊,不享有任何形式的特權或優惠,同時也沒有任何專門的法令對它的管理進行約束,其財務計劃與經營方式無須政府批准,企業職工通過勞動力市場招聘,如不勝任可以被辭退;事實上它們的經營活動比私營企業更有效率。

 

新加坡國有企業對經濟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1.推動經濟結構的多元化。

2.掌握經濟發展的金融命脈、資源供給和基礎設施。

3.對私營企業的發展進行幫助和監督。

    新加坡國有企業近年也推出小幅度的私有化,1987.3.13計劃出售41家與政府有關的公司股票,推行私有化主要的方式有:

1.所有權轉移。

2.開放競爭。

3.將國有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或勞務之經營權委託民間來承包。

 

◎城堡內的風雲-歐陸的市場社會主義

        現今世界經濟三大板塊,一是北美經濟體(以美國為首),一是歐體(以德法為首),一是亞洲經濟體(以中日為首);歐陸是近代人類文明的中心,思想斑駁多元,有社會主義者-如自伯恩斯坦以來的力主議會路線的社會主義修正路線者,也有如米歇爾.阿爾貝的右翼資本主義者,但總的來說,歐體文化強調合作、人道、集體主義,這跟標榜效率、競爭、個人主義的北美經濟體有著極大的不同。

  在此分成二個部份來敘述其左右二翼不同的看法與主張:

一、社會主義修正路線:以羅莫爾John E. Roemer所主張的市場社會主義為例。

    羅莫爾認為市場社會主義有三種類型,而羅莫爾較認同的是第三類型-沒有階級權力的資本主義-聯合式民主。

1.勞動者自營公司(labor-managed firms  LMF)方式-施偉卡特(David Schweickart);

2.日系列集團經營方式-保留利潤極大化之要求,公司由董事會選任經理經營-Bardhan和Roemer;

3.沒有階級權力的資本主義-Block、Cohen、Roger。

     LMF其實在台灣也有,就是“台汽”,由員工籌資接管了公司,LMF的優點是改變了勞動者與公司的關係;缺點則是在沒有利潤極大化的情況下,無法確知其經濟運作是否能夠維持科技優勢。而第二類型的日系列集團經營方式類近下節中米歇爾.阿爾貝所稱述的萊茵模式。

    羅莫爾推崇的是西班牙“猛龍(Mondragon)經驗”,而猛龍模式類近“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是一種柯恩和羅傑士所說的「聯合式民主」(associative dem

ocracy)-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社會其下各行動者採取了一種協商(bargaining),而非彼此競爭的關係。

猛龍創建於1956年,其後陸續擴張並自有銀行,1990年代中期為西班牙第10大企業集團,至2001年推升為第8大,由75個獨立公司及55個子公司組成,雇用了西班牙巴斯卡茶拔河谷7萬勞動力的半數,海外員工3萬;預計在2002年至2005年向全球投資20億美元,2000年營業總額是43億英磅,利潤2.5億英磅,總裁薪資為年薪6萬英磅,為最低薪者之7倍,(至1990年初期高低薪比在4.5倍)。

卡思咪(Kasmir;1996)對猛龍模式有一些批判,認為猛龍模式造成一些迷思,如:

Mondragon迷思之一:所謂巴斯卡素有平等傳統。

Mondragon迷思之二:員工經常積極參與公司事務。

Mondragon迷思之三:員工都以平等之心互相對待也都樂於工作。

 

    羅莫爾認為卡思咪對Mondragon的批判並不否認其較私人公司平等,而是抨擊它未能增進社會主義的志業,反而淡化了勞工階級的積極與激進意識。  

二、萊茵模式-以米歇爾.阿爾貝(Michel Albert)所稱述為例。

    戰後歐洲在馬歇爾計劃援助下重建,並經歷歐洲的“光榮30年”從1945年至1975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期,七○年代在長期繁榮之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菲利普曲線”(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成反比)的失靈導致凱因斯主義全面潰敗;供應面經濟學派(supply side economics;雷根經濟學派)與傅利曼的“貨幣主義”崛起並宣稱:減稅、放寬限制、私有化;提倡個人獨立自主、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但這樣的主張在美國造成了所謂的“新部落社會”,除了美國白人外,拉丁美洲、亞洲人等移民形成了一個個新的封閉社區,這與美國所宣稱傳統的民族融合型社會已相違,“二元化社會”隱隱成形。

經濟學家Francois Perrox在《資本主義》(1962)寫道:

    一切資本主義的正常運作都離不開免受利潤擺佈的公共機構。一旦政府文官、軍人、法官、牧師、藝術家、學者皆為利而來,社會便面臨解體,經濟受到威脅。人類最寶貴的事物:榮譽、快樂、情感、尊重,從來不應該淪為商品,否則任何社會群體的根基都會被腐蝕。資本主義發展了舒適和物質享受,它的成功獲得了大眾的認同。但它也損害了社會秩序不可缺少的傳統制度和精神世界。精力充沛的資本主義消耗腐蝕著一切,失去了自控。

    正是在這一點上,新型資本主義顯露出它暴戾與腐敗的氣息,經濟學家Alain Cotta的《資本主義大透視》就這樣描繪新型資本主義的三項特徵:金融的、媒體的、腐敗的。阿貝爾提出“秩序化的自由主義”-這是萊因模式的主要意識型態。1948年德國艾哈德貨幣改革明確摒棄了經濟統制制度,而採取了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自由化經濟-社會市場經濟(德國費堡學派的基本信條和世界觀)。

它有兩個出發點:

  一、經濟活動應建立在市場機制上,應保證經濟運作的最大自由,價格和工資首當其衝。

  二、市場運行並不解決社會生活之全部,應以社會制約市場,尋求平衡點。國

家是社會機制的保證。

在資源配置上萊茵模式的市場與北美模式在幾項重要社會指標相當歧異:
[勞工議題]夏蟬vs螞蟻…全球化下的隱形戰爭/小馬

【萊茵模式】

 

 

 

 

 

 

 

 

 

 

    圖摘自阿貝爾《二種資本主義之戰》77頁     》表該項發展之趨勢

  【北美模式】

[勞工議題]夏蟬vs螞蟻…全球化下的隱形戰爭/小馬

 

 

 

 

 

 

 

 

 

 

圖摘自阿貝爾《二種資本主義之戰》77頁     》、《 表該項發展之趨勢

 

社會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國家在兩個條件下有權而且有責任介入經濟社會生活:

1.為了維護平等競爭。

2.根據經濟情勢對造船業、煤礦業進行財政補貼,讓行業轉向時裁員不會過於突然。

這樣的考量均落在維護社會安定與階級和諧上,但統治者做如斯的考量實也因德國工會強大的緣故。德國工會會員就業人口一直是世界之最達42﹪,有900萬之眾,僅DGB便擁有770萬會員;工會財力雄厚,會費直接從工資中扣除,約佔收入的2﹪。工會擁有保險公司、銀行、房地產公司等;工會罷工基金可以讓罷工的會員拿到60﹪的工資,其對資方震懾力量強大;德國不少議員是工會出身,基督教民主黨聯盟40﹪的議員來自不同的工會;工會與政黨交叉參政,有利於建立社會共識,靈活解決問題;工會與雇主一起負責大部份的教育培訓,討論職業教育內容的設置,工會建立失業者技能培訓中心,每年幫助15萬人擺脫失業困境。德國人收入高擔心通貨膨脹,然而他們的憂慮都通過社會對話得到了完善的解決;工會與資方的談判程序有章可循,一般3-4年一個周期,協議一旦生效,工會不會再製造衝突,撕毀承諾,因此德國因罷工損失的工作日在西方國家最低。

 

◎轉折與歧路-台灣的迷失

      1989年國營會完成「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修正草案送立院三讀(1991/6/4)通過,開始了台灣私有化政策,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是民營化的第一個示範目標,到1994/6/20正式完成民營化,結果是部份員工被逼退,管理階層全部都解雇。而這樣的悲劇幾乎在每一個被民營化的企業裡一再上演,連動民營化政策的旗手-國營會執行長陳朝威(出任民營化中華工程公司董事長)也因與威京集團炒作股票意見不合而辭職(1995/7/28),經濟部民營化後員工權益損失最嚴重的是台灣機械公司(台機),台機所屬的船舶、鋼品、合金等廠分別由東南水泥、統一、隆成發接手,其結局如何,自不言可喻。

    但民營化後公司是否就此起死回生,據資料的顯示其經營績效的提高大部份來自「資產彈性運用」所帶來的帳面成績,據中石化工會幹部的說法:“不說別的,光說這兩塊土地就嚇死人了。這塊地(中山路旁的中石化前鎮訓練中心)20.3甲,那一塊地(一心路)7.5甲,加起來快28甲,這些地正好在亞太營運中心的經貿核心區內,很恐怖,你現在看到的這塊地起碼值350億!…”,資產的彈性運用在不景氣時,常因財務槓桿的失衡,爆發財務問題,而這樣的做法也蒙上賤賣國產圖利財團的陰影。

    所謂民營化可以提高經營績效,現在由許多事實(在私有化浪潮中打頭陣的日鐵、英鋼,都在私有化後因經營不善再度收歸國有民營)證明,只是一個神話,國有財產權與私有財產權之間的優劣,不再是高下立判,清楚呈現出影響到企業營運績效的不是財產權,而是生產組織的型態、或是經營管理制度的設計,而這在所謂民營化政策的模範生-中鋼的身上,就已經很清楚的說明了。

    而勞陣所出版的“新國有政策”一書中對於政府對民營化政策的立場與策略就說得很清楚:

     …因為國營事業的龐大資產,仍然是財團所覬覦的目標,一旦開放自由化,國營事業在法令束縛加上政策負擔的壓力下,一定會面臨虧損。一旦營業額下降,資產的評估會跟著縮水,接著民間財團想要接手,或者想要切割部分場區、營業區域來拍賣,都會便宜很多。到時候工會的行動力與談判籌碼,也將會因為經營不善而減少,民營化的阻力自然消失。

    所以說自由化是「明修棧道」,民營化則是「暗渡陳倉」。從官方的角度來看,自由化與民營化之間的關係,就是「和戰兩手策略」。一方面行政院以開放市場的方式來降低經營績效,打擊工會實力,另一方面又告訴員工,不民營化事業單位就無法面對自由競爭,以此逼迫國營事業乖乖就範,接受民營化的安排,這就是「以戰逼和」。

    理論上,自由化與民營化應該是兩回事,國際貿易組織(WTO)的協定中,從來沒有規定各國在開放國內市場的同時,必須將原有的國營事業民營化。官’方說法中,之所以將自由化與與民營化扣連在一起,並且用「加入WTO一定要民營化」之類的說詞來欺騙國營事業員工,就是要消除反對民營化的阻力。…

    …現有的自由化政策是政治分贓的結果。一方面,自由化並沒有造成真正的市場競爭,政府反而盡可能減少民間投資者的風險,以利益分配的方式來切割市場區域,形成私人壟斷。另一方面,自由化又是一種打擊現有國營事業、瓦解工會組制的策略。最後,自由化不但沒有帶來經濟學者預期中的好處,一般消費者反而受害,普及式的福利服務將會因而被取消。…

    勞陣在新國有政策一書中對民營化政策提出一些頗具參考性的綱領,如:

1.維持國營原則;2.經營自主原則;3.產業民主原則;4.國會監督原則;5.計畫契約原則;6.社會正義原則。

     2000年的總統大選阿扁總統在他的競選白皮書中,曾答應對民營化政策要做總檢討,但右翼的思想形態讓新政府持續了研舊政府的經濟路線,仍是自由市場主義當道,經過國公營事業工會一連串的努力,行政院編組了民營化監督與諮詢委員會,對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政策做一些研討,本會莊理事長身為該委員會一員,近期中將展開系列的“民營化公共論壇”,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路線與產官學界進行討論。

 

◎後工業主義的機會與出路

        台灣已經站在一個雙叉路上,這是大多數人的感覺,舊的統治者下台,換上了一批新的統治者,有許多人一定認為這是秩序重建的年代,但發展趨勢似乎是讓許多人失望了;台灣的經濟在右翼自由經濟主義的大纛下是在衰退,韓國國民年均所得在去年正式超過台灣,一般預期在5至10年內台灣是無法扳回頹勢,而台灣在東亞四小龍中的經濟成長與年均所得是敬陪末座,新政府的拼經濟變成坊間茶餘笑談,倒是有人認為它是承續了後李登輝時代的金權政治路線!

    台灣過去做為世界代工廠的地位已被大陸所取代,想要重建過去經濟發展的方式恐將時不我予,西方工業先進國家(以美國為主)發展出的新型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是「抓兩頭放中間」,兩頭是專利與行銷,中間的生產就讓給落後國家,這隱隱扣合著近代的知識經濟、跨國公司、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等等概念的興起,打開了所有行銷的障礙,新型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伸進了全世界的每個角落!

        如前所述經濟的發展是有多種的模式,但與工業強權的對抗,國家是不能退位的,不管是中國的公有制商品經濟、萊茵模式、甚或是歐陸的社會市場主義,國家都居於宏觀調控的位置,降低市場主義的毒害,力求經濟發展能夠雨露均霑的社會平等,避免兩極化的社會產生!

       Fred Block在《後工業機會》(Postindustrial Possibities)一書提出“質的成長”,其核心是“一個社會應如何創造經濟制度,才能給予民主參與盡可能最大的空間。在質的成長分為二部份,在第一部份Block提出三個原理-1.培養人才能力與擴大未來生產兩者互相影響;2.擴大經濟產出的質性面向,包括一些並非直接內在於商品的滿足感;3.承認市場制或計劃體制任一種都不足以做為組織經濟活動的唯一理由。Block認為:追求質性成長,需要混合式的制度安排,將個別選擇、社會規範和大規模的國家行動結合起來。

   John R.Freeman在《民主與市場-混合經濟政治學》一書也提出了與Block相去不遠的看法,Freeman在比較了幾種政治經濟的組合後認為“統合主義-混合政治經濟”是具有相對於當代任何市場主義、計劃經濟的優點:1.它能達到各代之間的最大平等,或者一般而言,各代之間最公正的體制。2.最理想的政治經濟體制是最民主的,是因為它代表了社會大多數團體的偏好也保留下了公民權利。Freeman認為“公民在混合經濟中比在私營企業經濟中有更大的能力可以集體影響當代和後代的福利。”

    如此看來,我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著濃厚的“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觀念,台灣的激進右翼產官學者是只以政治來解讀台灣的公營事業,這樣就很容易將之解讀成「黨國資本主義」,而忽略了如果僅有這樣功能的結構又如何能帶動台灣經濟的起飛?但是如果照他們的建構,台灣變成自由市場主義的結構,國家將會變成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最嚴厲的批判-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財產管理委員會。我們建議右翼的產官學者從「經濟」的角度重新解讀公營事業在經濟體上的定位,「雁行理論」可以被重構運用在當前的台灣經濟體,這從許多當前最紅的科技產品(GPS、LED…)不正是從國防、航太等公營事業中被研發推廣出來的嗎?

[勞工議題]夏蟬vs螞蟻…全球化下的隱形戰爭/小馬